“刘老板，这样的抱怨我听了很多。然而法律就是法律，抱怨有什么用呀？作为企业来说，只能尽量做到规范。比如说，假如公司及时给工人买社保，特别是工伤保险，即使他们被认定为工伤，企业也不至于损失太多。”徐曼说道。
“哎，我也知道抱怨没用，说多了都是泪。你说吧，徐曼，这件事现在怎么办？”刘老板问道。
“我看这样，必须先把劳动仲裁中止了，就是延后开庭，好争取出时间。然后我们想办法找出关键证据。不过，从刘老板介绍的情况看，难度非常大。”徐曼发表了意见。
“徐主任，这件事我就是气不过。明明不是工伤，偏偏就弄成了工伤。损失些钱，我倒不在乎，但不能这么冤枉。要不这样，徐主任，我不找其他人了，我觉得你头脑清晰，知道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我就全权委托你，请你亲自挂帅处理这件事。费用方面，我也不想讨价还价耽搁时间，一口价，我给你一百二十万，包括支付给工人的赔偿金。但有个条件，就是官司打赢了，你才能收到这一百二十万。如果输了，我只能按行业规矩，按诉讼次数支付律师代理费。你考虑下，看这样行不行？”
徐曼想不到刘老板如此爽快和豪气，但她认为这个价格并不合理，于是回答道：“刘老板，无功不受禄，我不能收你这么多钱。”刘老板以为徐曼对胜诉没有把握，所以不敢接受挑战。见徐曼如此反应，神态上不免显出犹疑。徐曼接着解释说：“这个案子关键是取证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找到离职的车间主任，从他手上取得关键证据，即使提出行政诉讼，也不过是拖延些时间而已。刘老板，你提出的条件相当于一个对赌，我认为很公平。我不是不敢跟你赌，但我觉得企业的价码太大，我来还个价。不如这样，假如我们胜诉了，一百二十万扣除两个伤残员工的必要补偿之后，剩余部分律所只拿四成，余下的归企业。我们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只要报酬合理就可以了。如果通过这个案子，刘老板体会到法律服务的意义和价值，我更愿意跟贵公司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这样你们企业免得临时抱佛脚，化大钱打官司，对双方都有好处。”
刘老板没想到徐曼这样还价，当下表态说：“徐主任，你如此体谅我们企业，我非常感动。好吧，就照你说的办。我看不必等到案子结束，常年法律服务合同就跟案子委托一起签了吧。另外，别的企业我不敢说，我们有几家固定的供应商，我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也跟你们律所签订常年服务合同。”
徐曼听了大喜过望，马上说：“刘老板，那太好了。不过，你不必勉强供应商，帮我们律所推荐一下就行，签不签合同看他们自身需要吧。案子本身比较急，我要求贵司尽量协助我，先办两件事：一个是让人事部把车间主任所有个人材料复印给我，二是请指派一个行政人员接应我们律所，及时为我们提供资料。回头我让所里准备好委托书和服务合同，委托书就照刘老板的原则写。我要求贵司先付三成定金，其余等官司完结之后双方再结算。不知道刘老板是否同意？”
“没问题。你说的我都同意。徐主任，还请你把我这件案子急事急办。如果律所来得及准备，下午双方就把委托书和服务合同签了，我马上付款。”刘老板一锤定音。
签订委托书和收到定金的次日，衡量明正便作为企业代理人，向本地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本市劳动局作为第一被告，要求撤销工伤决定。徐曼仅提供了一个逻辑上成立的理由：当事企业与事故工人声称的上班地点即那家国营企业，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当事企业不可能指派员工前往彼处上班。而提供的证据同样简单：当事企业注册地经营场所租约一份。徐曼心里清楚，此次行政诉讼必败无疑，她只求拿到法院受理书，然后以此为据向开发区劳动局申请中止即将开庭的劳动仲裁。
从人事档案里，徐曼发现关键证人即那位车间主任叫吴明海，八零后，湖北恩施人，但他工作时使用的手机号码处于关机状态，档案里并无其他联系方式。徐曼一见到吴明海身份证住址上‘恩施’两个字，立即想起吴晓兰的老家也在恩施，头脑里现出一线生机，说不定吴晓兰能协助她寻找到关键证人。徐曼立即酝酿出一个计划，只等萧楚男来中山参加完分支机构开业仪式，然后便随同萧楚男一道返回湖北，她要亲自前往恩施寻访本案关键证人。
萧楚男如期莅临。开业仪式后，她在徐曼召集的股东律师会议上讲了话，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武汉衡量包括分支机构实行内部公司化经营，是为了充分发挥各个律师的天性禀赋和专业特长，从而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她要求在册律师必须放弃本位主义，形成团队协作的理念和习惯，无论谁找来的客户，案子一定交给最擅长的律师去打。会后萧楚男宴请了分支机构全体工作人员，众人见识了衡量一姐雷霆万钧的工作作风之后，又领略到女汉子千杯不醉的万丈豪情。萧楚男预留了一天时间，讨论徐曼和邱晓明的工作计划，徐曼汇报了行政诉讼案的情况，萧楚男觉得这个案子内存胜诉基因，要求徐曼一定想方设法找到关键证人。此案一旦胜诉，必定会在当地企业界树立起衡量明正的口碑，为常年法律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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