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希望给对方带来痛苦。我真的好难决定，我该做到哪一步。我知道我们深爱着对方，但是光有爱就够吗？我们该怎样做才是对对方好呢？
“你也会受牵连，马蒂，上帝作证，我当时只想着能够帮你。幸好中国人不能讲话，我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事情的经过写出来，当然还有他与你的关系。那时我很担心，作为一个同性恋犯人，他的证词能有多少效力？”上尉拿雪茄的手在空中一挥，做了一个表示庆祝和幸运的动作。“我说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是这几天的拖延，他的案件突然有了新进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摇摇头，心提到了嗓子眼，打火机可能就是这时候掉了。
“他案件的主要证据，是38年参加了一次同性恋聚会。”
“是的。”
“现在有人证明他那天晚上根本没有去。”
一听这话，我惊愕地张大嘴，自己还不知道。
“是一个国防军中尉，我来找找。”上尉把雪茄搁在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边翻看边说：“哦，在这儿，是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
“什么？长官，是波茨坦军官学校的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
“是的。哦，对了，他提到过你，你应该认识他，看这上面，这是他的证词。”上尉把那两页证词的副本递给我。
管理集中营对上尉来说是一项神圣的职责，他纯朴的蓝眼睛里，你看不到邪恶与残暴，但只要是工作需要，他杀人也从不会含糊，就像对卡尔，没有一丁点的怜悯。进办公室前，我就已经打定了注意，只要是能够达到目的，我不在乎向他低头，不在乎做任何事，我更要仔细揣摩他的心思，当然，上尉一般都实话实说，不会恶意耍弄人。我接过文件，克制住自己急迫的心情，看了上尉一眼，得到首肯后才低下头。
☆、第七章 代价（2）
这是一份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的证词。证词内容大概是：施拉科夫中尉跟傅昭是波茨坦军官学校的同学。因为施拉科夫是班长，傅昭是留学插班生，出于职责，施拉科夫跟傅昭接触较多，平时关系很好。
毕业后，施拉科夫留校，傅昭去了第一山地师，开始还偶有联系，后来，傅昭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对波兰的闪击战，部队行踪成了军事机密，他们的联系就此中断。
直到前些日子，我去找他，他才知道傅昭被捕的事。他可以证明1938年7月24日星期日晚上傅昭的行踪，之所以当时没有马上告诉我，是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太重大了，他必须和妻子商量一下。
回去和妻子商量以后，他们认为不应该让傅昭为没有做过的事受罚，自己的事应该自己承担，于是他带着妻子一起到柏林的党卫军总部投案自首，同时为傅昭作证。
施拉科夫的妻子娜塔莉是犹太人。犹太人被驱逐的时候，施拉科夫把未婚妻娜塔莉藏了起来，为了安全，每隔一段时间，施拉科夫就会想办法给娜塔莉换一个藏身地点。在此期间，他们秘密地结了婚。
1938年的夏天，施拉科夫把娜塔莉安置在柏林郊外一个废弃的仓库内，离军校不远。每个星期日，施拉科夫都要给娜塔莉送去一周的口粮。7月24日，是星期天，原定施拉科夫要给娜塔莉送吃的。但是那天晚上，施拉科夫临时接到学校开会的通知，他不能去了，这样，娜塔莉将一周没有吃的。娜塔莉即便不被饿死，也会因为饥饿，不得不走出藏身之所，寻找食物。施拉科夫不敢想象妻子可能遇到的事，思量再三，他决定找傅昭帮忙。
之所以选择傅昭，是因为傅昭为人谦和、热忱，有求必应。也因为傅昭是外国人，在学校里没有多少朋友，不太会无意中泄露他妻子的秘密。傅昭对德国的反犹政策也不是太清楚，更不可能本身就有反犹倾向，不会向当局告发。
当然，施拉科夫没有把实情都告诉傅昭，更不会告诉傅昭他妻子是躲藏的犹太人。他只是跟傅昭说，今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他本来是跟妻子约好要一起庆祝的，但是现在他去不了了。如果他不去，他妻子会一直傻等到天亮的，所以，他请傅昭帮忙，把他给妻子准备的生日礼物送去。
傅昭爽快地答应了。施拉科夫不放心，还叮嘱了一句，你一个人去，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时傅昭只是点头，没有任何异议。但傅昭是聪明人，回来之后，傅昭就找到施拉科夫询问实情。因为傅昭发现拿去的是面包、乳酪、肉肠等食物，而非通常意义的生日礼物。于是傅昭试探娜塔莉，马上知道，今天并非娜塔莉的生日。
施拉科夫见瞒不过了，只能告诉傅昭，娜塔莉是躲藏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夫妻不愿意分开，当初，娜塔莉才没有跟家人一起离开德国。现在，如果娜塔莉被当局发现，就会被送进集中营，而他施拉科夫也会被赶出军队，前途未卜。傅昭当然不会做这样的事。施拉科夫在傅昭发誓保守秘密之后，又说：在德国，帮助犹太人是重罪，只要是帮助过犹太人的，不管是不是德国人，都将被处以极刑。所以，你既然已经做了，最好把这事彻底忘掉。你是来留学的，过不了几天就会走，不要将自己卷进这里的是非当中。
在施拉科夫的哀求、威胁之下，傅昭对那天的事，始终保持沉默。
这就是昭不想讲的秘密，这就是他崩溃的原因，也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我又听见那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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