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看出些端倪。帝王本纪世家列传景烈朝诸事纪，该写的不该写的通通都在上面，若硬要挑出不妥的地方，也就是后妃列传着墨过少草草带过吧。不过据传景烈帝的后妃本就不多，就算想写也没办法多写。
相传帝后青梅竹马感情深厚，帝后大婚后帝誓不再纳妃，甚至在后逝去多年依然空置后位以资怀念，并转而专注于政事，终生郁郁寡欢。这段帝后伉俪情深的佳话在野史上流传甚广，景烈帝对发妻情深意重的形象也由此而来。不过既然正史都是“不可信”，那么野史当然更是荒谬不可信。
至于真相，或许当年景烈帝用篡史的行为及高调嚣张的言论为景史正纪敲上“不可信”这三字印章的时候，就注定了这段历史再也没有真相可寻。不管怎么考据，不管如何探寻，无论最后得到了什么答案，“不可信”就是唯一的答案。
无论景烈帝那时想掩盖的是什么，或许他只是想让世人以为他掩盖了什么，他显然成功了，而且是非常成功，就算还留下了什么没有抹煞完全的蛛丝马迹，“不可信”这三字也足够让那些猜测皆沦为荒谬的言论。这是数百年后的史学家考据者最终得出的近乎废话般的结论，也许也是最接近真实的答案。不过景烈帝宁愿让一朝史实沦为“不可信”的下场不在乎身前身后名自身功绩是否也会连带着化为虚无也要这样做的原因虽然有诸多猜测却始终没有定论。这些，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后话。
如果不去管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史实背后的真相，只用看的心态来景史正纪上事关景烈一朝的记载，依然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地方。或许，用我们所知的那么一点点信息来对照史书，可以找到景烈帝试图掩盖的真实。
纵观景烈一朝，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隆盛元年至隆盛十四年幼帝继位太后摄政时期，二是天启元年至天启十二年烈帝亲政初露锋芒时期，三是弘庆元年开始的百年盛世时期至弘庆五十年烈帝崩止。
后世的史学家考据者很少纠缠于隆盛年间的景烈事迹，那段历史，若硬要归于景烈一朝还不如为景太后王氏单独开一个隆盛篇章更合适，不过景烈帝亲政前期的诸多行事手法中皆隐隐有太后王氏的痕迹，显然这位开创弘庆盛世的名君受其母的影响颇大，所以一般还是把隆盛年间归于景烈一朝。
当然，真正的景烈一朝开始于天启元年。
天启元年值得史官们花笔墨书写的也就那么几件事。帝亲政，帝后大婚，逆王案，帝亲政后首次祭祖大典还有就是河西卫家的崛起。
帝亲政与帝后大婚典礼的奢华宏大自然需要史官们大书特书，帝亲政后首次祭祖大典上发生的异像自然更需要史官们花费大量笔墨。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贯穿了整个天启年间的逆王案以及后来影响了整个景朝历史的河西卫家在景烈朝的崛起，在史书上却只有寥寥数笔。
天启元年十月初八，帝至上苑猎场行猎，遇袭失踪，至三日方寻回，后亲至上苑，查明乃幽王所为，当场诛杀宗室廷臣涉案者数百人，并严令大理寺追查，此案牵连者数万人，在稍后的十余年尚有余波，此为“逆王案”。
这是景史正传上对逆王案最详细的描写，再有几次偶然间提到都是含含糊糊隐晦不明，只隐约提到与逆王案有关或因逆王案获罪，却没有仔细说明原因，显然为尊者讳在这里开始显露痕迹。
不过此案牵连实在太多，虽然景史正传上只有这寥寥数笔，史学家依然从众多野史及当时文人墨客士林名士留下的书集中大概拼凑出了一个轮廓。
逆王案自天启元年末开始至天启十二年才算进入尾声，期间被诛杀的宗室廷臣不下千人，被抄家灭族连根拔起的名门世家数十个，株连众多，血流成河。此案由景太后王氏于天启元年末首开杀戮，其子烈帝稍后接手，至天启十二年结束时朝堂上的重臣基本上被血洗了一遍，自此后，景烈一朝朝堂上再无让烈帝不悦的声音。很明显，逆王案与烈帝而言，只是一件铲除异己的趁手工具。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语自然不可能出现在景史上，只能含含糊糊的略过。
至于河西卫家，景史正传的世家里面为河西卫家单独列了一章。
河西卫家起于高祖时，至烈帝朝最盛，其后荣宠不衰延绵数百年。
景史上花费众多笔墨描写高祖时的河西卫家及景烈朝后河西卫家的尊荣，但是对于河西卫家在景烈朝崛起的原因，景史上语焉不详。卫家家史上倒提到过那么一句，卫家盛于“逆王案”，亦因“逆王案”数度沉浮。
至于对在景烈朝大放异彩奠定河西卫家望族声势的卫氏七子，亦只有寥寥数语提到，不过后面的列传中却为卫氏七子单独开了一个篇章。
让我们翻到卫氏七子列传，前面的关于六子的地方一扫而过，直接往后面看。
卫衍，字延之，忠勇侯卫靖第七子，母柳氏……隆盛五年随侍帝左右……甚得帝宠……
景史上的“甚得帝宠”这四字其实很稀松很平常，很多天子近臣重臣都会在盖棺定论的时候得到这样的评价。但是这四字评价放到卫衍身上，显然与史实稍有些出入。至此，景烈帝篡史的行为昭然若示。
至于原因吗？
冥冥之中，似乎传来那位站在至高处的帝王的叹息声，慢慢消散，终无处可寻。
然而对于最终被这样盖棺定论的这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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