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运动不是单纯的复仇，我们是为了法兰西。”
“我知道。”看来他确实认为我很冲动，“您也应该明白我是一个三十岁的成人，早就脱离了浪漫主义的梦幻阶段，我了解自己的行动代表着什么。我不会要求你们给我一把枪，然后冲进党卫队分部！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把悲伤和仇恨都宣泄在一个有用的地方，这是为了玛瑞莎，也是为了我自己……”
“伯爵大人，我们很感谢您的帮助，但是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事业！”
“我的妻子和孩子躺在这里，您还要劝我远离危险吗？”
“……”
他的脸上有一瞬间的窘迫，然后戴上礼帽，轻轻地点点头：“既然如此，我会帮您转达的，过几天再给您消息。不过，伯爵大人，希望您能考虑清楚，这对您而言是把生命放在钢索上的运动，摔下去就粉身碎骨。”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他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
我望着墓碑上的花环，闭上了眼睛－－
亲爱的，我会实践自己的诺言，请给我一点时间。
在1940年年底，圣诞节之前热闹气氛弥散在寒冷的空气中，似乎社会上的次序在不知不觉地恢复。尽管物资短缺让我们品尝到了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冬天，但是无论如何生活也得继续下去。
纳粹国防军没能赢得对大不列颠的战役，这让他们初到法国时的不可一世稍稍收敛。但他们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所有的亲善举动逐渐消失，平民百姓也对德国的灰色制服十分厌烦。敌对活动越来越多，德国人在许多服务场所受到怠慢，偶尔还有人向他们打冷枪。
他们的反应是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控制，我和所有人一样被敌视的眼睛监视着，邮件常常有撕开的痕迹，隔三岔五地就会有查证件的秘密警察上门。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像从前一样让我感到生气和不平，我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
我又重新接过了“夜莺”的管理和经营，并且把它扩大了；我请回了大部分演员，并且还招聘了“新人”；我把从前只在沙龙中进行的演出改成了在大戏院的公演，还安排了三个流动的演出小组，他们常常在靠近维希一带的小镇上表演，而且很受欢迎，只不过每次回到巴黎以后成员都有点变化，比如少了一两个人什么的。
西蒙和拉丰当然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他们说不出任何阻止我的话，我请求他们为我保密。
“至少我不想让母亲知道。”我对他们说，“这种事情了解的人越少越好，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是‘夜莺’的股东，我甚至希望连你们也瞒过去。不过我已经在那些演出小组的所有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你们很安全。”
“去他的文件，你知道我不担心这个！”西蒙忧虑地望着我，“夏尔特，你在冒险－－地下逃亡网络只要有一个人被捕，所有参与者都会暴露，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坐牢、枪毙、进集中营？我当然非常清楚。
拉丰看着我脸上淡漠的神情有点生气：“夏尔特，我们到时候也救不了你！”
我牵出一点点淡淡的笑意：“老朋友，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他刚开始蓄须的脸上呆了一下：“好吧，好吧，我承认我是替他们送过两三次信，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德国人不会知道的。我很小心！”
“我也一样小心。”我拍拍他的肩，把脸转向西蒙，“请相信我，我会保护自己的。如果我还做出什么冲动的事，玛瑞莎是不会原谅我的。”
于是，我做的事在只限于戴斯先生、西蒙、拉丰还有几个抵抗组织的成员知道。我瞒住了母亲和其他人，甚至连我的秘书皮埃尔也认为我不过是用“比以前多得多的工作”麻痹自己而已。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逃亡者开始传言：在抵抗组织里有一个代号为“天鹅”的人，他负责藏匿一些从盖世太保手里逃出来的人，把他们送到占领区和傀儡政府的交界处，从那里逃出国境线；或者利用演出的机会把他们送到瑞士边境。
1941年春，“天鹅”的触角第一次伸到了暗杀领域。在一次针对德国兵站的爆炸行动以后，他变成了地下抵抗组织中有名的人物。
而我也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期待着与波特曼少校有一次实力等同的交手。
天鹅奏鸣曲（十）
1941年的巴黎是德国人发财的好地方，但对犹太人来说，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
刚开始，他们对这个可怜的民族的反感仅仅表现在恶作剧上，比如砸碎橱窗玻璃、强迫他们在马路上向德国兵行礼之类的，但盖世太保渐渐不满足于此了，他们亲自出马，有步骤地对犹太人没收财产、隔离监禁、赶尽杀绝……
五月二十九日，官方颁布了一条新法令：“……凡六岁以上的犹太人，都必须用黄布制作一枚手掌大小的黑边六角星，牢牢缝在上衣左胸显眼处，上方用黑笔书写‘犹太人’的字样，不得有任何违命……”
真是令人恶心的命令。
所以当我看见德亚律师神色憔悴地戴着那个东西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可遏止地愤怒起来－－
“他们把这里当成屠宰场了，那些畜生！”
“夏尔特。”慈祥的老先生非常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他们在每个占领区都这样做，从巴黎沦陷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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