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人的封锁政策和战争的突如其来，不光光是医务人员，救护队里任何的物资都是奇缺的。药品和器械就不说了，只要大家闲下来，都会帮忙着清洗使用过的纱布。原来为了伤口的清洁，纱布都是一次性使用的。然而在药品奇缺的年代，也就只好因陋就简，清洗之后再用高温蒸煮的方式消毒，然后反复使用。
今天是个高级大晴天，天气一好，大家伙的手脚自然而然也就勤快了不少。一清早，就有人在救护所所在的院子里架起了几十根的晒衣杆，护士和救护员们工作之余便开始清洗替换下来的纱布。清洗干净的纱布被整整齐齐地晾晒在杆子上，在阳光底下升腾起袅袅的烟，远远看着就像是一片粉红色的云雾。
当我们的想象力插上了浪漫主义的翅膀，似乎一切都变得那么充满希望。可回到现实，战争的阴影却丝毫没有退去的迹象。当我的视觉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的时侯，嗅觉却不依不挠地提醒着我，萦绕在鼻尖的血腥味道便是死亡的注脚。
我站在阳光底下发呆，突然就听到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然然。”
我回过头去，一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有医生选我这样的助手。我高兴地飞奔过去，往他的脖子上重重一挂：“沈叔叔，你怎么回来了？”
我这句话问得没头没尾，但沈仲平却立刻明白了问题的关键，他笑着反问我，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这里那么多需要诊治的同胞和伤员，他有什么理由缺席呢？
从这天以后，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助手，那些不幸地被打伤了肺部、打穿了胸膛的重伤员也有了更多的活命的机会。
我对于战争的认识是在与伤员打交道的过程里渐渐成熟的，虽然并没有踏上战场半步，却在伤员们残缺的肢体和绝望的眼神里领略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伤害。
有那么一些伤员，他们的伤深及内脏，根本无法通过手术的方式保命，所以从前线上捡回半条命来，也只是等死。开始的时候还有止疼药剂，所以伤员们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沉睡。可是后来，连药品都变得奇缺，这些人就只能在难熬的痛苦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我试着通过聊天的方式让他们减轻痛苦，可这又有什么用，眼睁睁地等死也许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与最深沉的绝望。
另一些人，则是所谓的“战争幸运儿”。我原本想着，能够死里逃生从战争中幸存，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狂喜和庆幸。可实际上，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幸存者，对于自己的生还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他们说，同生共死的兄弟们都死了，到头来连尸体都找不回来，自己的灵魂也就和他们一起留在了战场之上，再也找不回来，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释怀。而对于将来，也就没了打算和计划，走一步算一步，打一仗算一仗，也许哪一天眼睛一闭就能见到九泉之下的战友了。
还有一些人呢，则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在混乱的战争里，这些伤残的军人必然得不到周全的照顾，他们也不愿意拖抗战的后腿，这些人在离开了救助站以后，连生计都成了问题。我在战后也曾经在救助站里看到过这些人，他们曾经为国舍身赴难的壮举与他们所获得的回报根本不成正比。
我原本以为，只要见过了生离死别就可以练出一副硬心肠，从今往后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心痛。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伤疤都可以痊愈的。心上的伤口就像是每天每天都被反复地撕裂，渐渐地溃烂化脓，成了永远也愈合不了的创伤。
在战争里，当我们认为如今所身处的状态已经是不幸的巅峰时，总会发生一些事让我们发现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八月十三日。历史上把发生在今天的战斗称为“八一三淞沪抗战”，可是只有亲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才知道，这一天只是序曲，真正惨烈的战斗是从第二天才开始的。
八月十四日，一早便开始有许多的伤兵陆陆续续地送来。我看到那些身形消瘦并不高大的士兵，便想着或许这其中有许多人的年纪比我还要小，也许是来自于农民家庭的老幺，还来不及见识这个城市的美好与繁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中数弹而气息不绝，淋漓的鲜血将身上的军服染了色。这血迹干了以后，就成了深紫黝黑的一片，干涸的血痂就像是一个硬壳，让柔软的军服成了真正的战袍。
我听一旁负责收治病人的徐护士说，今天这一仗打得真是前所未有的惨烈，听说好些个连队都是整支整支地牺牲，最后连番号都没留下。
到了下午的时侯，八字桥一带又突然传出猛烈地爆炸声。团长把好几队后备救护人员都派上了战场。那时候谁也不会意识到，长达几个月的淞沪会战已经打响了。
我在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兵里反复逡巡查看伤情，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受伤程度来判断手术的先后顺序。一个被炸伤了腿的身影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徐护士一边翻着收治记录一边说：“这个女孩子今年也才十六岁，是趁着学校放暑假特意来帮忙的救护队员。她在转移伤员的时侯被一颗落在附近的炮弹波及，整条左小腿都给炸没了。
我听了她的话，不知怎么就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预感这种东西真的很玄妙，古代说法是心有灵犀，后世则偏向于脑电波的传输。就像电影镜头里常演的那样，这一分钟先生出了事，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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