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重语气，说到这里我特意停顿了两秒：“你想想好多年前日本政府就开始动员农民移民到东北，他们长相习惯虽然不变，但是却已经能说一口地道东北口音的中国话了。对，就这样，肯定没错。”
时译之一直耐心地听着我激动地说完一大段话，才认真地点了点头：“组织对你的意见很重视，那天我们一收到你的纸条，立刻组织人力对书店进行了严密的监控，这一下果然叫我们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情况。不过眼下我们不打算立刻把这伙人揭露出来，我相信假以时日，让他们尝到更多的甜头，就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敌在明，我在暗，说不定能钓出后面的大鱼来。”
我面无表情地点头：“哦，你们的打算不用告诉我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们的同志。”
时译之却并不不介意我冷淡的态度，而是正了正姿态，用严肃的口吻告诉我：“我明白你是一片好心，想要我们对潜在的敌人能有所防备。不过你这种缺乏纪律性的表现却是把大家都置于危险的境地，要是你的神来之笔给我们的对手发现了，你可想过要多少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喏喏地替自己辩解：“我写这张字条的时侯非常隐蔽，绝对不可能被任何人发现。再说交接名单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我现在也就是给里头增加了一丁点儿的不安全因素，也不至于像你说的好像捅了天大的篓子一样。”
我敢保证，若是站在我面前的是顾作言，他此时必然已经是怒不可遏的状态了，但是时译之的好修养让他在十分紧张的状态下仍旧能够保持着一贯的斯文气度：“有些事你刚接触地下工作并不清楚，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责怪你。可是往后，你还要完成很多重要的工作，一定不能再像这次一样随心所欲。你是没有看到过地下党暴露以后的惨况，我能肯定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再抱着现在这样的态度。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要求严格遵守命令，不能有任何的随意举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个成员的安全。”他向我做一个“请”的手势：“我的车就停在后弄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在路上好好同你说说。”
这一路他果然滔滔不绝地说了好多关于地下工作的事。这些闻所未闻的故事彻底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我在某个瞬间开始忍不住怀疑是不是人性是本恶的。这些有着不同政见的进步青年，被政府视作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后来无数次听到“攘外必先安内”这种论调，实际上就是因为在当权者看来，地下党的破坏力要更甚于日本人。刨去这节不提，我也无法想象，人竟能想出那么多残忍的方法来对待同类。后来的谍战片虽然展示了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更多的血淋淋的情节却被刻意地抹去了。
拐过最后一个街口，时译之恰到好处地终止了这番震撼的讲述。他轻轻地叹了口气，问我：“现在你还觉得，你的这些小动作只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他说服了我，我眼神定定地毫无焦点地看着窗外，闷闷不乐地回答他：“我知道错了还不行么？要是这世界上有后悔药，我早就吃了。可是做过的事情根本回不了头，我答应你，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好，可是再要发现有可疑的人和事，你可以在接头时告诉我。这样既不用冒着暴露的危险，也可以杜绝日本间谍的渗透和破坏。”
汽车在我家门前停下的时侯，我们的对话戛然而止。时译之还像刚认识时那样，风度翩翩地下车替我开门。可就在他接近我的那一个瞬间，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让我大惑不解的话：“你也不要怪作言，他和我一样，其实也不想你有什么闪失。”
我点头：“你是想说现在这么个情势要从外面派人进来，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而从租界里发展党员，则很容易就能避开各路人马的视线。我明白，我都明白。我不会怪他，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时译之说这话的缘故，同样的，连我自己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从丹田处升腾起一种温暖的感受。
当我按响门铃，看见的却是水清惨白的脸。她见到我一惊一乍地嚷嚷道：“小姐你可算回来了，你不晓得，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这没头没尾的控诉让我本就惴惴不安的心又一次提了上来：“什么情况，到底出了什么事？”
水清眼圈一红，眼见着就要滴下泪来：“你是不知道，今天突然来了两个自称是启智少爷同学的人，他们一见到三太太就说启智少爷已经死在回来的路上了。照着三太太的脾气，这件事她肯定是要查清楚的，不会轻易就让老太爷知道的。可没想到就被二太太听了去，立马就嚷嚷得全家人都知道了。”
她一蹬脚，有些恨恨地说：“其实谁晓得他们是不是要骗钱的，老太爷自从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每天都有人跑来说自己有启智少爷的消息。可到现在为止谁都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
我知道她向来对二哥怀着些情愫，也看得到这些天她变得日益消瘦。于是便顺着她的话安慰她：“自然是如此了，爷爷也是的，现在这个世道轻轻松松能拿到五百大洋，谁还不心动？照我说当时就不应该登这个寻人启事，现在真真假假的混作一堆，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了。”
水清一跺脚对我的话表示赞同：“可不是吗，不过这种话我也只敢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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