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称为神童。后得当世名士杜密的资助，从师第五元先（第五是复姓），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后又从师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身兼今古两家经义之长，已经算是一代宗师了，可他还不以此为满足，又从师陈球受业，学习了《律令》。而在最后关东境内再无人可指教于他的时候，他又毅然离开故居，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马大家为师，以求进一步的深造。当康成公在马大家门下习艺七载，因母亲年事已高，需要归养的时候，马大家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此时可以说，就算是连马大家自己都自认不如康成公了。而之后，这康成公本应受朝廷征用，入朝为官，可惜这康成公，又受党锢之灾，遭到禁锢。可就算是如此，这康成公还在禁锢期间，遍注群经，一统当今的今古经义之学。这经义之说，讲究的就是“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而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可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之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进学者不知所从。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而在此之下，今古经义之争，就是最为的强烈。自那先秦始皇，焚书之后，有一些年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即今文）记录并整理出来，被称做“今文经”。而在本朝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又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如此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而修读古文经的，就叫古文学派。由于两家不仅经文有所不同，就是其经义注解、观点等等，也是相差甚大，所以两家势成水火，相攻如仇。而当康成公的经义注解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这康成公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世人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想当初，康成公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则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康成公注释的《古文尚书》流传，则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后来康成公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则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就来当世今文经学大师何体，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而康成公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那何体读了康成公的文章后，也只得叹服的说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由此可见康成公对何体的批驳是多么的有力，致使所有的经师和学者们皆是十分的惊服。而从此京师之人，称何体为“学海”，而称康成公为“经神”。皆不敢直呼其名。而自己在来冀州之前，由于取消了党锢，那大将军何进，就首先想到的是征辟康成公入朝为官，以壮其声威。而那康成公所在的州郡官吏皆奉大将军意胁迫康成公起行，那康成公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大将军何进。而大将军何进也对康成公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可康成公为保其名士节操，羞与外戚闭寺为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大将军何进相见。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自己希得一见。可眼下自己竟能看到康成公的新书《三礼注》，真是福气呀。
刘虞遥想康成公的身影，双手颤抖的翻开《三礼注》，仔细地观看书里的内容，真是字字珠玑，句句精辟。妙不可言，可就在刘虞要沉入经学的海洋当中之时，刘明在旁边发话了：“伯安兄，小弟的这个物事可好？伯安兄可愿分享之？”
刘虞这才惊醒过来，连声说道：“好，好，好。真是好宝贝。愚兄既然知道了贤弟有此宝书，就算是贤弟不愿与愚兄分享，愚兄也会厚颜相求的。此次贤弟将此宝书与愚兄分享，愚兄就承贤弟这个情了，待愚兄回去之后，立即焚香净面，沐浴更衣，把此宝书恭抄一遍，绝不会有损贤弟宝书分毫的。”
刘明一听笑了出来，连忙说道：“伯安兄，何必还要抄录。此书就是小弟送与您的礼物。”
刘虞一听，勃然做色的说道：“嗳。君子不夺人所好。难道愚兄是贪图他人宝物的人吗？此书如此贵重，乃是经学之重典，法理之正根。愚兄能够抄录一份，以作传家之宝，使我之后人，不致偏离经学之正途，这就是愚兄的福气，贤弟的恩泽了。愚兄哪还能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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