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半会也收拾不好。小孩子过了头七，就擦干眼泪回部队去了。部队里横竖会管他吃穿将来，倒是比留在这儿强。
人民政府一面组织群众重新安置，一面派人收拾老宅，准备新建。
扒开哑巴家院子的时候出了怪事，从烧焦的槐树底下挖出了很多带血的泥土和一袋腊肉一样的尸块。也不知多少年了，竟然一点也没烂。
没想到老老实实的哑巴家里竟然有这种东西，真是人不可貌相。但有见识的老先生说，那些泥土里的不是血，是朱砂。但尸块是千真万确，叫人看了恶心。
一时人心惶惶，谣言乱飞。现在是新社会，不讲牛鬼蛇神，人民政府出面，把那一袋脏东西当众烧成灰烬，破灭谣言。
老百姓见妖魔鬼怪也不是政府的对手，便个个心安。把旧房子扒到，叮叮哐哐的开始造新屋。
等到第二年开春，这一片街就换了新鲜模样。人也陆陆续续的住进来，比往日更闹热了。
一对外地来的小夫妻租了新街其中一间平屋，开始新生活。
妻子很快就怀了孕，九个月之后生下一个健康白胖的大小子，把丈夫乐的笑开了花。
外面春光明媚，人人都是一派新鲜气象。
第二部香江旧卷
第184章大逃港1
1962年，干旱的阴霾已经离开神州大地半年有余，然而饥饿的阴影却还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中国如同一个重病初愈的人，逃过了九死一生，却还在虚弱中挣扎。
神州大地上，四万万人口嗷嗷待哺。经过三年的煎熬，每一个中国人仿佛连灵魂都被熬瘦熬轻熬干。
当灵魂失去了分量，人便渐渐会变成兽。
饥饿的兽。
彼时，在中国还并没有一个叫做深圳的城市。但这块土地早已经存在，60年代它叫安宝县，是一个穷的掉渣的小渔村。
安宝县山多水多，又面朝大海，能耕种的良田不多。祖祖辈辈的村民多是靠打渔为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渔船。
然自新中国成了之后，公社运动轰轰烈烈的搞起。家家户户的私有小渔船都尽数充公，改渔民为农民，都去重地。
不能打渔，只能种地，虽然村民有怨言，但种地能出粮食，只要能吃一碗饱饭，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情愿忍耐。
只可惜，一场历时三年持续灾害效应高大六年的天灾人祸却降临到了整个神州大地之上。干旱连接着蝗灾，让这个本来就田不多，粮不足的村庄陷入了饥饿的阴影之中。
人穷则思变，安宝县的老百姓不能眼看着自己活活饿死。
安宝县的西南有一座并不很高也不陡峭的梧桐山，梧桐山下有一条并不算多宽阔的河流。这条河像一把刀，划分出两岸截然不同的世界。
河的这边，是安宝县。饿殍遍地，苦难深重。
河的那边，是香港。灯红酒绿，富饶繁华。
河的这边，是新生的社会主义阵营。
河的那边，是罪恶的资本主义阵营。
人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好，可是身处社会主义却只能吃草根啃树皮，而对岸万恶的资本主义却天天牛油面包，如此强烈的对比之下，便不由得叫人怀疑，到底是哪一边更好？
理智尚在挣扎，但本能已经做出选择。
安宝县的人民用脚投了票，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选择了——逃港！
安宝县自开国以来就用逃港的习俗。
建国初，逃港的大多为国民党旧部残兵。因为怕受到新政府的清算，便冒险越过边境，逃到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求的庇护。
55年之后，逃港的人员就变成了饥饿的难民。全国干旱，粮食减产，饱受了大跃进之苦的人民口口相传，纷涌来到广州，从陆路，水路两方面，千方百计突破边境的封锁，以便逃到香港，求一碗饭吃。
在难民们的嘴里，香港成了一个黄金遍地，吃喝不愁的仙境。只要能逃到香港，便是从地狱到了天堂，从此可以享福。
然而通往天堂的乃是一座独木桥。梧桐山上，深圳河里，不乏为了逃港而丢掉性命的孤魂野鬼。
这些鬼魂徘徊在此处，遥望着河对岸的灯火辉煌，一年又一年。
天堂，离它们只有一步之遥。
而它们却已经再也跨不出这小小的一步。
四月末五月初，天气一日热过一日。艳阳炙烤着大地，然而青山不在，绿水不流，昔日熙熙攘攘的村庄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缘故，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只是1962年的4月，安宝县却一改往日的静寂，变得热闹起来。
这热闹不是好热闹，因为并非是本地繁荣昌盛，乃是从全国各地纷涌而来的难民，一股脑的都挤进了这个小渔船。
人们口口相传着这样一个福音。
“对岸香港英女皇生日，大赦三天，开了口子。”
所谓开了口子，便是指对岸的边境巡逻警察会刻意放水，睁一眼闭一眼放过越境逃港的内地难民。
而逃港难民只要能到达市区，获得住房或者和在港亲人相聚，便可自动获得香港居留权。登记在册之后，达到一定年限，香港政府便会发放合法居留证，从此就成了拥有香港身份证的合法公民。
如此之大的诱惑，怎不令人向往。
当然，获得住房对于穷苦的逃港者来说，是不可及的梦幻。而逃港者之中也不乏孤身前往，并无亲戚朋友在港的人员。然而与其在内地饿死，哪怕是去香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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