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很多，仅只仪式程序这一部分，就有祭礼、葬礼、婚礼、冠礼（男子成年时戴帽子）、笄礼（女子成年时戴簪子）等等，以及阶级性专用的国王之礼、国君之礼、贵族之礼。——没有平民之礼。因为礼只是为贵族而设，不是为平民而设，对贵族才用得着礼，平民根本不被看在眼里，奴隶更不用说了。这是一种专门知识，必须专家才能胜任。从事这种以主持典礼为职业的专家，当时被称为“儒家”。他们按照古老的规定，办理各种重要仪式，小自埋葬死人，大至国君访问。国君访问时或国君相见时，通常都聘请儒家担任“宾相”，他的任务跟二十世纪结婚典礼时被称为伴郎或伴娘的“宾相”，完全相同服侍在国君左右，随时提醒国君应该做什么或应该说什么。在普通的贵族场合，儒家则被雇担任司仪、总管之类的职位。我们在此可以了解，儒家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仪式的顾问人员，他们最荣誉的高位是在外交场合，被雇为国君宾相。
注意“宾相”这个位置，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此。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时就使用宰相一词，但事实上要到下世纪（前五），宾相才由纯礼仪事务性的顾问，而蜕变为政治性的宰相；才从临时性的雇员，蜕变为国君专任的高级助理。不过中国正式官称上并没有“宰相”一词，宰相只是民间的口语，历代王朝对它的名称不断改变，有时候更奇形怪状，花样百出。当我们叙述时如果一一写出，不但无聊，而且更加糊涂。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使用宰相一词，以保持对此一职位清晰的印象。
儒家因职业上的需马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前五）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姜骛跟鲁国国君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骛向姬蒋叩头（在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眼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骛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引经据典的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骛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儒书，即儒家赖以吃饭的书——专门记载古代繁琐复杂礼仪的书。
就在这种浓厚的崇古社会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诞生。孔丘是宋国贵族的后裔，纪元前八世纪九十年代因妻子太美而丧生的宋国宰相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世祖父。孔父嘉的儿子政变后逃到鲁国住下来，遂成为平民。孔丘的父亲孔纥曾在鲁国军队中当一名军官，但他逝世的太早。孔丘是一个遗腹子，在母亲颜征辛苦的养育下长大。孔丘年幼时，刻苦地学习儒书，成年后即成为一个十分渊博的“礼教”专家，
而且声誉鹊起，后来甚至得到三桓之一的仲孙觉的注意。仲孙党临死时，曾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仲孙无忌和仲孙敬叔，去向孔丘学习这种知识。这是一个契机，使孔丘跟鲁国特殊形态的“三桓政治”结合。
我们试在下面列出鲁国三桓政治系统的简表：
鲁国第十五任国君姬允（死于齐国姜诸儿之手的那一位），有四个儿子，长子姬同是嫡子，继承国君的宝座。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只能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姬允被尊称为桓公，即威武的国君，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称为“三桓”。三桓的后裔，分别改姓（封国内全体贵族和全体官员，都是国君的后裔，跟国君同姓。所以庶子的后裔必须改姓，否则熙熙攘攘，挤来挤去，全国只有一个姓，分辨起来就很困难）。次子姬庆父的后裔改姓仲孙（有时候也称孟孙或孟），三子姬牙的后裔改姓叔孙，四子姬友的后裔改姓季孙。
本世纪（前六）初，仲孙蔑（仲孙觉的父亲）当宰相，他引进叔孙和季孙两家，由三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世代相传，遂开始鲁国著名的达四百年之久的三桓政治。三桓从国君手中夺取到政权和广大土地的所有权，并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筑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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