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田辟疆兴奋地抓住这个机会，纪元前三一四年，齐兵团侵入燕王国本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蓟城，把混战的各派军队击溃，姬哙、子之一齐死在乱军之中。田辟疆宣布合并完成，得意洋洋地宣称：“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攻击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燕王国人民反抗合并，两年后，新崛起的民间武力把齐军驱逐出境，拥立太子姬平继任国王。但齐王国并没有什么损失，从燕王国劫掠回来的财物珠宝，仍然俱在，国力更富。不过齐王国这次不成功的侵略行径，跟燕王国结下无法和解的仇恨，种下燕王国必然报复的种子。
在齐王国向外扩张的同时，宋王国也向外扩张。我们从地理位置上可以了解，宋王国最没有扩张的资格，它唯一的立国之道应该是追求长期而稳定的和平，即令含有屈辱性的和平，也必须忍受。因为它的四境无险可守，而又全是一等强国，任何纠纷都足以导致自己无力承担的战争。可是宋王国的国王宋堰却认为并不如此，他跟上世纪（前五）曹国末代国君曹囗一样，雄心勃勃，不自量力地要想成为居领导地位的霸权。为了展示他的威力，他把盛血的皮囊挂到树上，用箭射它，当血流下来的时候，他认为射天胜利。宋堰又教他的侍卫人员和摇尾系统，经常大声喊叫：“万岁”，一个人先在宫里喊，宫外的人接着喊，然后全城喊，万岁的声音震耳欲聋，好像全国上下都一心一意地向他效忠。凡规劝他的人，一律当作叛乱分子处决。国际上愕然地称它是“桀宋王国”。桀，凶暴的意思，纪元前十八世纪夏王朝最末一位君主姒履癸，便被人加上这个恶劣的称号。宋偃不在乎别人的评论，他像一只瞎了眼的野兽，向四面八方狂咬猛噬。当齐王国侵略燕王国时，宋偃乘虚向齐王国背后攻击，占领五个城市。又在西界跟魏王国冲突，夺取两个城市。在南方楚王国交界处，把楚王国的边防巡逻队击败。
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使宋偃踌躇满志，他跟遥远的西方秦王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互相呼应，俨然如愿以偿的成为东方新兴的超级强国。不过，横挑强邻的历史定律又要再一次应验了。宋王国不但横挑一个强邻，而是横挑东西南北四周所有的强邻，灭亡迫在眉睫。
六三位巨子
我们再回到学术的领域。
大黄金时代百花怒放、光芒四射的学术界，各种哲学和各种政治思潮，在本世纪（前四）更为辉煌灿烂。吴起、孙膑、公孙鞅、苏秦、张仪一系列英雄人物的际遇事迹，说明新的思潮中最进步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付诸实施的机会和发生推动社会的力量。
传统的贵族统治在迅速崩溃，平民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国内和国际，开始成为政府的主要支柱。以致各国君主都以延揽他们作为重要的国策。齐王田辟疆，当他在位的八、九十年代期间，在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一个庞大的国际学人区，称为“稷下馆”，专用来招待各种专家。这个稷下学人区中，街道宽广，楼厦相连，每位学人都有一份等于政府国务官（大夫）的薪俸。所以在本世纪（前四）后期，齐王国的文化水准最高，人才最盛。
学术不但已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也获得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无法详细叙述，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精华，大黄金时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千万种专门著作表达官。我们只能具体的介绍在本世纪（前四）后期出现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巨子，作为代表。
这三位巨子是：儒家孟轲、道家庄周和诗人屈原。
孟轲，邹国（山东邹城）人，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的后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门徒，属于稷下学人的行列。他富有财产（这财产来自于奴隶或来自于土地，还不得而知），生活豪华，当他游说各国时，乘车数十辆，仆从和门徒百余人，声势夺人，纵使宰相出巡，也不过如此，这跟苏秦、张仪以及其他平民出身的贫穷学人，迥然不同。
儒家学派的理论体系，发展到孟轲而完全成熟。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义在孟轲学说中已被贬为次要，因为贵族没落，平民（包括奴隶）升起已成定局，硬把“楚王”正名为“楚子”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不能维持固有的名份了。但孔丘的崇古精神，孟轲却全部继承，而且更发扬光大。
孟轲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义”、“利”，即坚持一切以仁义为基本，强烈地反对功利。我们不能单凭字典上孤立的解释去了解仁义功利的区别，必须在实践中去了解它。
纪元前三二○年，孟轲晋见魏王国国王魏囗，魏囗问他说：“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吗？”孟轲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万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大臣。千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大臣。假如大家只讲仁义，不讲功利，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魏囗当时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孟轲在魏王国的游说彻底失败。
从上面这番说话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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