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过去了，她仍昏迷不醒。戴芬的身份目前是很敏感的，党卫军坚称她与亚兰蒂尔的潜逃有关，但拿出的证据不足以采信，而她又确实是伏尼契将军的证人。剧场事件被刻意压制，没有见报，但美国驻柏林大使馆提出了强烈抗议。费里安中校和约瑟夫中尉被停职查办，陆军增派人为戴芬的病房进行守卫。
亚兰蒂尔从克罗采的电话中获悉戴芬出事，是在三天后，消息仍然是莫里斯少校提供的。
“你不能到柏林去，去了也做不了什么，党卫军还没放弃搜捕，万一露出形迹，你和她都会更危险。”克罗采说，“她是个有责任心的好姑娘，目前安全无虞，要紧的是医治。美国大使馆已联络了她的父母，他们很快会赶来。格恩，你要是听从我的建议，就什么也别做，看看情势发展再做决定。”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觉得戴芬这姑娘似乎太有主意了，每次都不听亚兰蒂尔的话。
当晚，亚兰蒂尔在别墅的露台上坐了很久。李默梵拿着大衣出去，给他披在身上，两个人一起静静地坐着，望着夜空里的点点繁星。
“亚兰，”他问道，“你要去柏林吗？”
“我在想这件事。”亚兰蒂尔说，“得等等，看看戴芬能不能脱险。”
“戴芬除了和你有过联络，什么也没做啊。”李说，“她当众被迫害，如果她的父母要接她走，他们没权利扣留她。”他很怕亚兰蒂尔不顾一切地要回柏林去，进入罗网中。
“你分析得很好。”亚兰蒂尔叹了口气，他心里有深深的负罪感，“敌人常常比我们想得还卑劣，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会停手上面。”
夜风寒意袭人，但李默梵心里有种烧灼般的焦虑，他什么也做不了，每次都是，他自己还需要别人的拯救。或许是因为近来，长期因病而虚弱的头脑正在恢复生机，他第一次如此盼望他能拥有多一些，再多一些的力量，能在关键时刻做些什么。可是事实是他很弱小，什么也没有。但是，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吗？
他们仍然过着关门闭户的隐秘生活，除了养病、学习、锻炼，剩余的时间，他就读书读报，想补上长达六七年的见闻空白。亚兰蒂尔让卡尔尽量多弄些有关中国的报道给他，他想李应该很想多看到些祖国的近况的。
后续消息陆续传来，情况并不好，但也不算最糟。戴芬还是没有醒来，她的父母在伏尼契将军的帮助下，给她安排了会诊。几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戴芬的脑部因严重的撞击出现了一块淤血，压迫了神经，要等血块完全被吸收，她才有可能醒来。这个过程或许要等好几年。在此期间，她只能靠营养针和点滴维持生命，还需要专人护理、按摩，各种医疗器材和人工费用将是一笔庞大的金额。
党卫军在知道诊断结果后，对戴芬失去了兴趣，她不可能提供任何亚兰蒂尔的去向，也无法为伏尼契将军作证了。因此，她的父母已得到准许，会在近期带她回美国去。戴芬的双亲并不富裕，只能算中产阶级，德国医院的费用是陆军支付的，伏尼契将军为她提供了一笔资助，加上戴芬自己的积蓄，能支撑一段时间。亚兰蒂尔费了些周折，让布鲁塞尔的银行往戴芬在美国的账户中又汇了一笔钱，并请莫里斯少校给她的父母带信，他将提供日后所有的医疗费用。
“她几年后就会醒来，对吗？”李问他，“有什么法子能让她早些恢复吗？”
“我想，会的。我们还没看到她的具体状况，如果有好的护理，有人经常对她说话，刺激脑部反应，并帮她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她会好得快些。”亚兰蒂尔说，心里很难受，“她爱吃冰淇淋，爱漂亮，得照顾好她。不然她醒过来，要是发现自己没那么好看了，会伤心的。”
“亚兰，等我们到了美国，就去看望和照料戴芬。”李说，“我都听你的，我也可以坐在床边给她读。”
“已经在着手办手续了，”亚兰蒂尔说道，“我的证件没有问题，主要是你的。你的护照早就过期了，最早的出国记录还是五六年前进入德国的签证。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德国，所以，就要找瑞士的中国大使馆。我想，再两个星期就差不多有头绪了，到时我们再去一趟日内瓦。”
李很想问问，他的护照要怎么补办，他还能叫李默梵吗？也许只能像上次冒名文蓉那样，用别人的名字了，可他并不想改名换姓地生活。但是亚兰蒂尔心情不好，他就没再问自己的事，只是坐在那儿听他讲了一会儿与戴芬的往事。
两周后，他知道了自己的新护照是怎么来的。他们到了日内瓦，见到一个克罗采介绍来的陌生男人，对方与亚兰蒂尔说了十分钟德语，李只分辨出，这个人受托帮他办理护照，前期的手续已就绪了，接着是价格问题。亚兰蒂尔给了他一张二百五十英镑的支票，还有同样多的现金。对方很满意地把钱和支票都收好，就带着他们来到一家照相馆，为李拍了一张标准的护照相。半小时后，相片洗好了，他们一起走进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
浅黄色头发的男人很熟地与一位坐在办公桌后的中国官员打招呼，李已得知了该怎么回答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应该是一个刚从国内来到瑞士的学生，正在读语言学校，不慎丢失了他的护照，需要补办。他有些紧张，但官员什么也没问，只是对他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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