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哀悼结束之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一群小人物能够得到大人物的哀悼已经是万幸了，多少人能够名留青史？恐怕那是大人物的特权，将军阵亡叫做青山处处埋忠骨，马革裹尸还，但是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无名无姓暴尸荒野的普通士兵？战争是无比残酷的，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其的真实残酷的，没有任何的道理和公理正义可言，杀人就如同拽断一野草一般的简单。
望着蒋介石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亲密交谈，站在蒋介石身旁的何应钦知道，虽然陶德曼的斡旋最后失败了，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队对德国方面可谓是太过倚重，自1927年再次与苏联断交，1933年再次复交之后，苏联这个总是惦记着中国东北的近邻显然不如西欧的远朋，国民政府便把眼光瞄向了在一次大战废墟上崛起的西欧军事强国德国。
可以说在这十余年之间，中国国民政府不仅从德国进口了大批的枪弹药、军援物资，甚至还直接引进了德国的军事人才和战争思想。到中日战争爆发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已达数万人次之多，中央军营一级作战单位甚至都配备了德国顾问，历次围剿□□的作战中，德国军事顾问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在孤独的抵抗，所以此刻的中国政府更加需要朋友，需要保持德国这样的老朋友，更需要苏联这样慷慨的新朋友，在利益至上的国际社会中，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悬念，谁拳头大谁说话是自文明诞生之后世界之上唯一的准则。
就在中国政府与人民最为急需帮助的时候，英、法政府方面的决策层早已为绥靖主义的逆流所吞没，美国政府在这事件的立场是采取的隔岸观火政策，美国人需要与日本贸易的巨大顺差去带动刺激经济的复苏，带给濒临破产的重工业以活力，日本拥有世界水面战斗舰艇总吨位第一的联合舰队，日本与欧洲又是一战的协约国阵营成员，所以日本方面的外交相对于中国要简单得多。
而且恰好在此时，德国方面通过驻柏林的日本大岛大使向日方转达，希望日方能加入德、意、日□□协定体系之中！对此，日本天皇明确指示外务省，此事要慎重，要多研究后再定，显然日本人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实际上尽管日本方面对加入这个协定体系也是心急火燎，但东方人毕竟不同于西方人的直率，日本人玩得起深沉，哪怕是三个不同国籍都不会水的人一起掉入海里，日本人肯定也是最后一个呼叫的家伙，而且对于日本来说加入这样一个协定体系，必然要触怒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让其警觉起来。
这个一个体系实际上就是等于新崛起的军事大国在向老牌帝国发出的又一轮重新分配殖民地与资源的挑战，这一点日本人是无比清楚的，单单就德、意两国仅仅向中国停止军事援助的诚意在日本人看来是不够的，日本人要的是阻止第三国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甚至外交使团也须脱离中国国民政权，日本人要从物质到道义，彻底的卡死中国国民政府，日本人卡不住苏联提供的援助，但是对于德国却很有办法。
这一点则是蒋介石最为担忧的事情，因为随着中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之间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其中一方彻底倒下，这样的结果必然使德国要在远东两强中作出选择。
一直在西欧处于卧薪尝胆的德国最初谁也不想得罪，德国人天真的幻想武器照样卖，军事物资照样送，只要中国政府能够及时支付就可以，德国人需要中国的大量军购来带动刺激国内的重工业发展，而且军火制造商大多是希特勒的铁钢支持者，但是这样日本人肯定不会答应。
于是，为了缓解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柏林决定顾问团高级人员由现役军官改为退役军官，既给了日本人面子，对中国的关系也仍能维持，不过德国人的决定让惯于敏感的中国人感到一丝不稳定的因素。
更让国民政府担忧的是日本人的耐心终于逼迫柏林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日本广田外相抓住机会出访欧洲，满世界散布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国民政权将陷入共产党的谋略中、中国的抗日行为是由于蒋介石受了斯大林俄国的唆使，抗日战线是建立在容共、联共基础上，是苏联的帮凶等等的言论，仿佛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早已结派成了战略同盟，共同侵略日本一般？
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工夫日本人如此在世界上称第二的话，那么恐怕就不会有人敢称第一，所以中国政府方面也被迫派遣蒋百里等人出访德国做最后的努力。
谁是中国真正的朋友，恐怕此刻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们也分不清了，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上痛打东北军的苏联人此刻扮演着雪中送炭的角色，而中国的老朋友德国人正在越来越陌生，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他们都不希望中国统一强盛，但是他们又都缺乏在远东干涉的能力，所以日本人的侵华让他们看到了机会，那就是中国不可能富强崛起的机会，只要日本人保证欧美各国在华的固有利益，他们才不关系中国的明天。
中国政府失败的外交更多的是无奈于贫弱的国力，没武力自然没话语权，在厉害的外交家也只能自取其辱，国际社会讲的就是大的程！
此时此刻，神闲气定的蒋介石多少带有一些强颜欢笑的意味，如果没有苏联方面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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