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印说可以。但还要加一点：
6。如果乙方违反合同，必须陪回30万元赞助费包括利息。
我知道牛红梅因多次流产，已丧失生育能力，所以我说再加一点。
7。生儿育女，关系双方身体状况，倘若因生理因素不能生育，不应追究责任。
金大印以为我藐视他的生儿育女之能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这一要求。他说我就不相信我操不出儿女来。
我轻而易举地摹仿牛红梅的字迹，在合同书上签了字。金大印拿着合同书去找牛红梅，问是不是她签的字。牛红梅说我弟弟签的字，也等于我签的字。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还可以在上面按一个手指印。金大印掏出一盒印油，牛红梅狠狠地按了一下印油，她的手指像出血一样的红，她把指印轻轻地留在合同书上。她的指纹清晰可辨。
时间是秋天。金大印选择一个日子，开着一辆奔驰、两辆本田车来接牛红梅，他要把她接进他的别墅里。车子都上了一层蜡，显得十分光亮精神。车身上缀满鲜花。我和母亲、姑姑都换了新装，新装都是金大印买的。金大印在姐姐的脖子上挂了两条项链，在姐姐的十根手指上戴了六枚形式不同的戒指。金大印反复告诫我们，等会出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
三辆车子缓缓地驶出长青巷，我们全都伸长脖子往前看。我们的目光掠过高楼、围墙，看到远处的蓝天上。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我很想问金大印，是不是看得愈远，将来的生活就愈好。但看着金大印挺拔的颈脖，我不敢问他。
没有人回头。车队像一条河，缓缓地流在深秋的风里。
1997年6月12日写毕于南宁东西斋
苦难记忆的现时回访
洪治纲
小说是一种与苦难有着密切关系的艺术当然，这种苦难并不是指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失去了躯体的某个部位，它是指精神。作为一个终日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必须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必须对人在历史、社会以及自我的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心灵疼痛做出独抒己见的表达。炸家的心灵质量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深度与力度。至于作家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表达，那是作家自个儿的事。譬如大胡子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喜欢用冷峻批判的方式，契诃夫、马克吐温之类则爱用不动声色的讽刺手法，艾特玛托夫对梦态抒情却情有独钟，卡夫卡则异常迷恋变形夸张的手段这都没有影响他们成为世界文学大师，关键在于他们的写作都是直陈人类内心的疼痛，都对人在历史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做出了准确的反映和判断。
明白了这种看似简单的道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耳光响亮的理解。这部小说将作家个人的生存记忆投置在历史更替的巨大时空之中，以作家独有的灵性感悟着存在的艰辛、咀嚼着生活的苦涩，并不断地发掘出生命内在的繁复本质，揭示出在现实生活盘压下。心灵成长的沧桑和无奈。这里，作家在重构历史与心灵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把人的生存理想、成长过程与社会背景巧妙地探合在一起，以极富个性的青春话语深刻地展示出6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青年心灵成长的苦难史。
小说把叙事时间择定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对于政治，它是由彻底拨乱走向全面反正的关键时期；对于社会，它是由集体创伤走向完全苏醒的理疗时期；对于人民，它是由苦难记忆走向迎纳希望的调整时期；而对于那些成长中的青少年，它却是艰难地告别与迷们地寻找地“人生转型期”正是在这种极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中，以牛氏三姐弟为代表的人物出场了。他们想告别“文革”记忆，却又时时不自觉地用“文革”时期的生存方式制造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他们四处寻找着理想的奋斗目标，却又被不断变化的生存现实所扭曲和错位。这个特定的时域，既是作家本人生存履历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又为作家潜入人性内部、打探生命内在的创伤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历史通道。
站在这个独特的历史之境中，东西精心选择了牛翠柏这个人物内视角，让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开始对成长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复述。由于他是小说事件的“在场”主体，所以每一次生活动荡都构成了他的心理创伤；由于他位于小说主角的边缘，因此他又有了旁观者的清醒和准确。这个不谙世事而又必须时刻直面世事的叙述者为小说的记忆叙事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种生存的痛苦与诗意的理想奇妙地缠绕在一起，不幸的遭遇与精神的贫乏却把生活激活得鲜嫩无比。小说的主体事件是牛正国的突然失踪所导致的整个牛家的解体。面对父亲的消失和母亲的离走，牛红梅、牛青松、牛翠柏这三姐弟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由于“文革”记忆的注塑，传统文化教育的疏离，以及青春期少年本身的非理性躁动，他们不可能理解人生的道义、责任和义务；生存价值观的缺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种伤害与被伤害之中。
这种伤害首先就集中在对母亲何碧雪和姐姐牛红梅的人性褫夺上。何碧雪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双重盘压下选择与金大印结合，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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