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枪声震惊了全中国。
七月八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通稿，向全国报道卢沟桥事变。同日，全国各大中城市报刊绝大多数都出了号外，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同日，**奋笔疾书，起草了《**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同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刘一民、徐向前、贺龙、董振堂、罗炳辉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二十九军，并通电全国，要求实行“全**民总动员，策励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并请缨抗日。
接下来的日子里，全国各地抗日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刘湘等各地方军事首领也先后请缨抗战。
7月11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任命香月清思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接替重病的田代皖一郎。
这香月清思是日本佐贺县人，陆军大学第24起毕业，1935年任日军12师团长，1936年任近卫师团长。他上任前在日本对记者口口声声说不扩大冲突，但是11日乘飞机到朝鲜后，和朝鲜驻屯军司令官、老牌侵略主义分子小矶国昭一密谋，脑子发热、野心膨胀，12日抵达天津后，就开始扩大战争规模了。
7月13日，**中央在西安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动员抗日。会后，**中央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各部队以军团为单位，主动按**编制进行整编。
7月16日，**方面也拟定了平津作战计划，任命冯治安为前线总指挥，组织部队开始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反击。
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应该说是他一生中讲的最好的一次，里面不但有对侵略者仗势欺人的悲愤、誓死抗战的决心，也有对日本人的忠告。可惜，此时的侵略者满脑子都是花花江山，哪里能听得进一个弱国领导人的泣血忠告呢？
后来战争结束后，不但是日本学者，就是那些谈笑间让无数中国人死于刺刀之下的战犯们，也都后悔卢沟桥事变时没有听国民政府的忠告，没有及时停止侵略脚步。但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
这个时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仍然对日军抱有幻想，希望把冲突就地解决。7月18日，宋哲元会见了香月清思，对双方冲突进行了谈判。宋哲元不知道，这个时候，日军驻朝鲜的第20师团正乘船星夜赶来，再有两天就到天津了。香月清思看他的眼神就向狐狸看见公鸡一样。
熟悉历史的刘一民知道，此时，平津前线，二十九军的弟兄正在浴血拼搏，每时每刻都有中华儿女在流血。但，干着急没办法。这个时候，国共谈判没有结束，红军还是红军，无论是山西的阎锡山还是绥远驻军，谁都不会让红军从他们那里通过去打日本人的。
看来，还真的象历史上那样，日本人不把蒋介石打疼，他是不会最后决断红军改编问题的。只有等到日本人打得蒋介石顶不住了，急需红军上前线了，他才会迅速给番号、督促红军开上前线。
这段时间，刘一民显得很平静，一是让红军大学第二批学员全部毕业，返回部队。二是督促后勤司令部抓紧储备物资，特别是制药厂生产的青霉素，有多少要多少，把各师、团医院的药品备足。
7月13日中央命令各部队自行按照**编制进行改变后，刘一民随即发布命令，将各师改编为旅，各旅辖三个战斗团、一个补充团，旅直属炮兵营、重机枪营、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警卫营、侦查连、通讯排、野战医院。每团三个步兵营，一个火力支援营，团直属工兵连、辎重连、警卫连、侦察排、通讯排。每营三连，一个火力支援连、营直属侦察班、通讯班。每连均设火力排，配备重机枪和迫击炮。全军团共编成7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炮兵旅，军团直辖工兵团、重机枪团、辎重团、警卫团、新兵团、特务营、侦察营、通讯营、野战医院。
至于番号，由于和蒋介石的谈判没有结束，红军不能真正改编，也就不可能有**的番号。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后世穿越来的刘一民根本就不在乎，他知道蒋介石不可能把番号给够给足的，就是给几个番号，按红军目前的实力，那些老红军部队都分不停。所以，刘一民直接就把自己的七个步兵旅编为一、二、三、四、五、六、七旅。其中，11师改称第一旅，12师改称第二旅、13师改称第三旅、独一师改称第四旅，独二师改称第五旅，独三师改称第六旅，独四师改称第七旅。各团也统一编号，从第一团到第二十一团，补充团仍称各旅补充团。
西安警备区部队整编为西安警备旅，红二十五军整编为商洛警备旅，红二十七军整编为延安警备旅。
红军大学也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这一整编，把刘一民吓得目瞪口呆，11师、12师、13师都达到了12000多人，四个独立师也不含糊，都达到了9500人左右，连炮兵师、骑兵师也都达到了6000多人。加上直属部队，全军团竟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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