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是红军名将，能够独立坚持大别山斗争，自然有一定战略观念。见过刘一民后，又知道了日军必定会攻占武汉，而六安、霍山都是大别山南麓的军事重镇，日军要想攻击武汉，这些地方是必然要攻占的。
高敬亭不敢怠慢，马上向新四军军部报告敌情，同时向驻守六安和安庆的**报告，直接说日军要攻占六安、霍山，目的是要直指武汉。
六安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要地。古诗赞曰：“屏障东南水陆通，六安不与别州同。山环英霍千重秀，地控江淮四面雄”。红军时期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发动的苏家埠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此时驻守六安的是51军，驻守霍山的是71军，驻守商城的是77军。
接到新四军报告后，李宗仁马上意识到大战来临，严令各部队节节抗击消耗敌人，但绝不死守城池，一切以迟滞敌人进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战法上，选择与我有利地形，运动战和阻击战相结合，与敌作持久缠斗。
李宗仁只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那都是在徐州受刘一民启发的结果，知道与日军打正规阵地战，只能将我军主力消耗于日军的飞机大炮下，还不如选择战场，利用地形抵消一部分日军的火力强度。
这个时候，各地警报相继传来，在武汉的蒋介石已经判明，日军开始发动攻占武汉的大战役了。
从目前情况看，日军基本兵分三路，第一路在水面舰艇配合下，沿长江两岸西进；第二路出合肥沿大别山北麓直取信阳，意图截断平汉路，南下武汉；第三路就是徐州地区的日军，沿陇海路西进，又一次发动豫东攻势作战。同时还有山西日军和豫北日军配合作战。
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除严令武汉外围部队依据作战计划步步抗击，迟滞敌人进攻速度，一面严令第一战区务必确保郑州。同时，蒋介石致电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要求他密切协调八路军，坚决打退山西日军的反扑，让卫立煌部能抽调部分部队威逼豫北日军，迫使其不能渡河南下支援豫东作战。
就这，蒋介石还不放心，叫来军令部长徐永昌，让他给十八集团军总部发报，要求八路军务必迅速动员，大打敌后游击战，务必设法破坏平汉路、津浦路、陇海路东段，牵制日军。同时，蒋介石要徐永昌严词责问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刘一民教导师主力究竟在何处？把日军重兵集团引向武汉方向，是祸水东移，天下人有目共睹，刘一民必须为此负责。责令教导师务必迅速行动，在战役关键时刻对日军重要目标实施突袭，攻敌不得不救，迫敌回援，支援武汉保卫战。如刘一民行动迟缓，导致日军攻击武汉得手，则我国抗战局面必然万分困难。
徐永昌此时虽然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军委会四巨头，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是历经北洋军阀、中原大战的老人，与阎锡山、蒋介石相处甚好，深得中庸三味。去军委会之前，在山西亲眼目睹了阎锡山偷袭西安的前后经过，加上对八路军参战以来的战绩非常尊崇，因此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就感觉话说的过了。
徐永昌想了一会儿，就给蒋介石分析了日军攻击武汉的必然性。恳切地对蒋介石说，把日军进攻武汉说成是刘一民祸水东移的结果既不合适也不合理，恳请蒋介石亲自给润之先生和朱总司令发个电报，把目前战局的凶险之处一一说明，督促八路军各部奋勇作战。不然的话，不但会冷了刘一民的心，还会引起两党之间无谓的争论，于战局无补。
现在日军用于武汉作战的兵力比历史上庞大的多，蒋介石的压力很大，把日军攻击武汉的责任归咎于刘一民身上也是张嘴就说，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这个说法不能让人信服。实际上要不是刘一民东拼西杀，可能日军早已经开始进攻武汉了。没有刘一民的辉煌战果，**主力也不可能赢得这么宝贵的修正补充时间。现在日军倾尽全力来攻武汉，正是用人之际，还得好好笼络**和八路军呢，最起码得让他们拖住小鬼子的后腿，不能让鬼子再从华北调兵南下。
想明白了，蒋介石冷冷的脸上总算浮上了一丝笑意，要徐永昌以他的名义给**中央、八路军总部发来第二封电报，将得到的情报通报一遍，特别是豫东战局最为凶险，日军一旦得手，整个中原战局彻底糜烂。而我第一战区主力防线过于宽广，无法阻挡日军重兵突击。要求八路军各部务必加大游击力度，迫敌豫东集团回救华北，减轻武汉方面压力。
至于刘一民，蒋介石指示徐永昌，以他的名义单独给刘一民发封电报，要十八集团军代转，意思有三点，一是表彰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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