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刘一民把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约到指挥部，就着地图，分析了长江沿岸的敌我态势和下一步日军有可能采取的行动。
按照刘一民的分析，日军结束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后，关东军在诺门罕地区与苏联红军制造冲突；华北方面军下半年一定会集中兵力对我八路军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华中日军下一重点进攻目标必然是长沙，以消灭第九战区主力、压迫国民政府投降为目的；华南日军很可能会针对我国的国际补给线做文章，不排除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可能。这个时候，正是建立苏皖边区的大好时间。八路军南下部队一个骑兵旅、四个步兵旅已在皖东北、苏北展开，下一攻击矛头直指苏中。但是考虑到大规模战役会吸引日军注意，导致日军疯狂报复，八路军在苏中将重点攻击交通线以外的城镇和乡村，创建根据地。
分析完这些情况，刘一民让三个人坐下，喊李小帅倒上水，这才说道：“叶军长、张参谋长、邓主任：你们都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特别是叶军长，是我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南昌起义辉同日月。但是，我不得不说，你们在高敬亭事件中确实做的不对。”
叶挺心道来了，茶也不喝了，正襟危坐，听刘一民接下来怎么说。
刘一民的目光在叶挺、张云逸、邓子恢三人的脸上一一扫过，半晌才接着说道：“我和高敬亭同志见过一面，和他做了深入的交谈。这个同志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是他的错误比起其它鄂豫皖领导人来说，危害要小得多。我指出了他的错误和缺点，要他率军东进，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向叶、项首长请示。最后，我还给四支队补充了武器弹药和药品，甚至把从桂军中解救出来的桂东游击队的老红军战士都拨给了高敬亭。分别时，我告诉他要牢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高敬亭坚守大别山，红旗不倒，拉起了红28军，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些事情叶军长、项副军长应该都清楚。你们想么，如果高敬亭真有投靠国民党的嫌疑，我会给他补充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高敬亭同志的革命经历在那里放着，他的父母、妻子被国民党杀害，儿子失踪，对国民党的仇恨比海还深，死也不会投降国民党的。
第三个，新四军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叛逃一事，性质确实恶劣。但是你们得清楚，这个事情高敬亭要承担的只是领导责任。我们红军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叛逃事件么，你叶军长南昌起义时带出的三个师不是一个叛逃、一个团以上军官离队，只有朱老总率领一部分人坚持了下来么？要是因为这两个人叛逃就枪毙高敬亭，那你叶军长该怎么处理？以此类推的话，**、朱老总、彭老总恐怕早就被处理了。革命么，就是大浪淘沙。个别意志不坚定的人脱离革命队伍不可怕，也是正常的，避免不了的。不能因为别人叛逃了，就拿我们自己的同志顶缸么！
第四个，高敬亭同志如果有反对中央、叛逃的动机，你们几个人还能活到现在？他会接到命令就往指定地点去？而且是毫无防备地去见你叶军长、张参谋长、邓主任？怎么连一点常识都不考虑了呢？
第五个，你们抓捕高敬亭的手段不光明，上不得台面。对于这样一个级别的领导人，在没有确凿证据前，就算要处分他，也应该由叶军长、项副军长代表新四军、东南局光明正大地和他谈话，指出缺点和努力方向。实在不行可以调离、免职，如果他拒不执行命令，再考虑采取强制措施。你们这样搞算什么？符合党的纪律么？退一步讲，既然设套抓捕了高敬亭，最起码也要押回军部，仔细审查。为什么会在高敬亭死不认罪的情况下仓促处决呢？你们想过没有，高敬亭死不认罪，等于你们是在制造冤假错案，将来中央是会给他平反的。到那时候你们怎么说清楚这个事情？就算现在是战争年代，没有精力调查处理高敬亭事件真相，将来等我们胜利了，会没有人向中央申诉么？到那个时候写你们的历史的时候，遇到高敬亭之死，怎么写？是写你们在高敬亭没有承认有罪且你们也没有真凭实据就杀了他呢，还是回避这个事情、只字不提呢？你们都知道项副军长是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委会主席，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枪毙高敬亭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敢背着他干？你们的组织原则呢？那要是换成别人设套抓捕你们几个，你们又会做何感想？
第六个，你们组建江北指挥部是中央批准的，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上报中央的江北指挥部组成人员有问题。江北指挥部主要力量是四支队，但你们却没有考虑让高敬亭参加江北指挥部。这是你们没有考虑到呢还是你们故意这么做？要知道，这是犯大忌的，是明显的拉山头，排斥大别山区的红28军编成的四支队。高敬亭有意见是情有可原的。我们都是红军出身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革命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派性。我告诉你们，教导师就是几个方面军支援骨干部队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最集中地体现了五湖四海。要是我也在肚子里打小算盘，拉一帮、打一帮，队伍还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么？中央还会让我统帅这支大军么？要知道现在新四军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教导师比，差得很远很远。我要是也有私心杂念，中央恐怕一秒都不会让我再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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