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道理，刘一民上学时都学过，但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刘一民体会不到这些道理的深刻性。现在经过几年征战，刘一民算是对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有了真正的认识，讲起来也就有深度了。
其实，这种道理在场的许多干部都比刘一民体会深。从红军到现在的八路军，有多少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的活不下去了才当红军、当八路军的，他们的体会比穿越来的刘一民深多了。只不过，从理论分析层面上说，由于文化水平问题，刘一民要比他们高明的多。
刘一民接着讲到，**要救中国，就必须找到正确的救中国的办法。象土地问题，正确的办法就是必须进行彻彻底底的土改，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陕西根据地早已实行土改，泰沂中心根据地也实行了土改。事实证明，土改的威力是巨大的。
讲到这里的时候，刘一民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抗日离不了中国农民的支持，他们是我们的兵源、粮源之所在，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支撑。但是，农民很实在，你给他说大道理不行，要是你给他分地，他马上就会背起锄头给你走，捍卫胜利成果。谁敢去抢夺他们的土地，他们就敢直接抡起锄头砍死他。可是现在是抗日时期，就象政委刚才讲的那样，不能再搞土改，只能搞二五减租减息。这是我们党与国民党谈判时提出来的，后来国民政府采纳了，作为战时政策颁布执行。但是这里面有个区别，国民党搞二五减租减息，是为了拉拢人心，增强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度，是面子工程，被动的。因此，包括四川在内，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都没有全面推行二五减租减息。据说，整个国民党系统只有傅作义在认真搞二五减租减息。我们要搞二五减租减息，是在抗战条件下作为土改政策的过渡性政策提出来的，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唤醒农民参加抗战。为什么这样搞呢？一个是抗日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光穷苦人要抗日，有钱的地主也要抗日，这就需要保护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象我们部队中就有一部分同志家庭是大地主，但是和我们一样拼杀在抗日战场上，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家庭是地主就不允许他们参加抗日吧？另一个是动员农民抗日，得有能让农民看得见摸的着的好政策，要是我们的政策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他们不会拥护我们。可是抗日时期，国共合作，我军也得执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土地改革不能搞了，我们不得不搞减租减息。这个道理同志们要明白。将来，赶跑了日本鬼子，我们还是要搞土改，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搞。当然，搞土改不能过左，要严格执行政策。”
谈话临近结束的时候，刘一民说等将来打跑了小鬼子，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努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将农村劳力引向城市当工人，在农村推广农场化的集约经营，种地用机械化，从犁地到播种到收割全部机械化，麦子从收割机里出来都是干净的。到时候啊，象鲁西、鲁西南、鲁西北和冀中、冀南平原，一个农民种上一百多亩甚至更多面积的土地还游刃有余，不耽误看电视唱歌谈恋爱。去地的时候，都是开着农用车，不用走路，更不用肩挑背扛。再也不住茅草房，一家一户都住天津城里外国佬们那样的别墅。
刘一民描绘的蓝图太美好了，简直就象说梦话一样。但事情就这么怪，干部们就爱听刘一民说的这种梦话，那是他们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
张湾座谈会开的很成功，干部们不但反映了许多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刘一民和罗荣桓的讲话澄清了干部们思想中的一些糊涂认识。
参加旁听的《大众日报》记者、《文汇报》驻八路军记者黄薇，听着刘一民的讲话，不停的记录。
黄薇自从晶晶为了保护她牺牲后，整个人都变了样，彻底把喜欢刘一民的心思收了起来，全身心的扑在了工作上。这丫头甚至嫌长发梳洗麻烦，一剪子下去，长发变成了短发，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漂亮精干的八路军新闻战士。
黄薇现在是著名记者，笔头功夫了得。刘、罗首长接见干部们结束后，黄薇整理了自己的笔记，经过深思，陆续撰写了三篇新闻稿。第一篇是根据张维翰讲的故事写的《八路军把鬼变成人——鲁西敌后根据地见闻之一》，第二篇是根据刘一民讲话精神写的《推行二五减租减息好——鲁西敌后根据地见闻之二》，第三篇是根据干部们反映的推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写的《婚姻自主是妇女解放的前提——鲁西敌后根据地见闻之三》。
座谈会后，刘一民找来赵小曼，问她听了张维翰讲的故事有何感受。
赵小曼虽然是城市知识女性，但这个时代的城市，和鲁迅笔下描写的不差分毫，那也是到处都有当铺妓院，见天都有卖儿鬻女、逼良为娼的事情发生，张维翰讲的故事她一点都不稀罕。因此，对刘一民的问话想都没想，直接就回答说这种事很多，要想杜绝这类事情发生，非得革命成功不可。
刘一民看看赵小曼，觉得这丫头可能是最近心情好，天天眼睛不离自己，把喜爱的文艺创作给忘了，就提醒说：“小曼，你不觉得这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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