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定疆界，涉及的问题就广泛了，基本上西南片区，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五个面积宽广的大省都搅进来了。
首先，需不需要重新划定疆界是值得讨论的，难道开国时期的先贤都是傻子吗，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更何况，如今流行的思维定式，还是儒家的“法先王”，恨不得退回周礼时期，礼乐兴盛，恐怕在他们眼里，一切改革都是反动派。
其次，如何划定也是一个大问题。早个三五年，没有人意识到夷民是财富，夷民治理是一项政绩，还好说。但现在明显史仲竹已经做出样子来了，能做到一省布政使的老狐狸，即使不能创新，模仿总是会的。现在谁都知道夷民治理就是个香饽饽，谁又肯把土地和人口划拨给贵州。与四省交界的疆域，总是需要扯皮的。
再次，民众是否能够适应。开国已经百余年了，百姓基本繁衍了五代，五代人在同一片土地生生不息，现在把他们熟悉的地方，重新行政区分，他们能适应过来吗？如果在人们的嘴里，依旧出现以前的地名，思维里还是以前的疆界，那史仲竹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
重定疆界，还只是改土归流善后措施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就这么多，整个政策实行下来，麻烦肯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史仲竹看着收集上来的问题梳理，苦笑一下，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原先计划七年就能解决贵州的问题，现在看来，十年也未必搞得定啊！
史仲竹有一瞬间都想退步了，他现在已经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名利双收，现在装个病，退下来，以后政策推行，好了，是他有先见之明；坏了，是政策实施人的错。只一瞬间，史仲竹就反应过来了，这样的畏难情绪要不得，难道重活一回，就是为了追求世俗的成功吗？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迎难而上总是能做到的，史仲竹为自己一时想退缩感到羞愧。
打定主意扎根贵州，把这项政策推行下去，史仲竹就真正花费大力气，说服圣人和太子。按照圣人、太子的不同喜好，各有侧重的写了不同风格的奏折，和两位决策者分析，重新划定疆界的意义和必要性，皇权时代，只要圣人、太子同意，下面人的阻挠，总能技术性的化解。
史仲竹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九岁生日，圣人召集五省布政使的旨意就到了，临近新年，史平快满两岁了，能够适应长途旅行，史仲竹这次进京，一家六口人，齐齐整整的出发，转道京杭运河，光行李就装了两艘大船，其余护卫船只无数，浩浩荡荡往京城赶去。
到了京城，宣旨的天使已经在驿站等着了，史仲竹连洗澡的功夫都没有，就直接进宫面圣了，魏贞娘带着三儿一女，跟着来接他们的史叔梅回保龄侯府。
四川布政使孟乔芳、湖南布政使刘兆麒、云南布政使周有德、广西布政使李翰章四位封疆大吏都已经在养心殿等候，史仲竹以为自己来迟了，吓一跳，连忙拜见圣人、太子。
圣人、太子叫起后，史仲竹又和四位同僚打招呼，四个人的年纪做史仲竹爷爷都是够的，如今和他共事，还是他牵头，四位布政使均在心里暗暗感叹年少有为，加之在圣人面前，也不拿乔，交流颇为愉悦。
不一会儿，八位阁老也到了，能在改土归流这件事上发表意见的重臣都到齐了，圣人示意太子主持今天的会议。这样的场面，总让史仲竹想起前世的文山会海，精神稍一恍惚，就听见孟乔芳道：“是吧，史大人。”
史仲竹回过神来，就只听到“是吧，史大人”几个字，在圣人面前走神，御前失仪，也是罪过。史仲竹只好对着孟乔芳微微一笑，低头不语。
史仲竹这微笑、低头、不语，也不知道孟乔芳理解成什么意思了，孟乔芳不客气道：“川人辖制藏人，本就是这样，重定疆界，我四川损失又去哪里找补？”
孟乔芳有这个不客气的本钱，作为四川布政使，的确担任这辖制西藏的重任，大越开国后，对西藏的统治也采取了诸多措施，诸如封法王、设宣慰司、招讨司等等，可当地人心中的最高领袖依然是活佛、法王，西藏的高原环境，让中原王朝也不便派人管理，朝廷对西藏的掌控越来越低，到了现在，只能依靠四川作为屏障。朝廷对西藏的要求就是，只要不反，就这么放任自流吧。
中原王朝，皇权鼎盛，十分不适应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在中原，要是那个僧道敢撺掇皇帝过分信仰，保证被打为妖僧、妖道，更何况，皇帝因为出家人不事生产、占用资源，还大肆兴起过灭佛运动呢。
朝廷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一向比较弱，云南也是这样，当地人心中的最高领袖依然是木府，朝廷官员保持着明面上的统治，对木府的要求也不过是：明面上臣服，不要造反。至于什么朝廷政策、人口增长、政绩之类的东西，通通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无关。
史仲竹对于孟乔芳的话，没有解释说重定疆界不一定会损失领土。四位布政使认为，他这么大张旗鼓、携势而来，肯定是想要扩大贵州疆域，好增加人口，增加政绩。这个可以作为日后谈判的筹码之一，史仲竹要的是合适，而不是最大！
“孟大人此言差矣，重定疆界，为的可不是领土，而是为了查探清楚人口分布、地形地理，如今还有不少夷民深山居住，这些可都是税户。”史仲竹道，又加了一句，“探查地形更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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