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方方面面的配套设施增扩和长远布局上的投入，大都督府也要早早开始未雨绸缪了。不过相对于后世现代社会下那套复杂的保障体系和运作制度，在这个时代初见雏形的太平军政权要做的事情其实要简单的多，无非就是各级医疗、教育的铺开和将来的劳动岗位而已。
而这个时代的古人们对此的需求，也是简直低的令人发指；基本上就是野外放任自流、横生乱长的杂草一般；因此只要将其移栽固定在相应的框架内，当做苏生快长的韭菜来一bō_bō割，还会被感恩戴德的伟大善政。
因此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扩大相应童子营和工读所的容纳规模；招募和培养更多的人手而已。而这方面事务的后续督促和监察权，周淮安就交给了小夫人曹红药为首的后宅女人们；也算是物尽其用的让她们有所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以及最容易直观体会到成就感的地方。
另一个附带的好消息是在经过了数年的推广宣传之后，作为粮食安全工程的核心项目——土豆和木薯的产量，也迎来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爆发期。也就是说，相应种植范围也不再仅限于那些太平军所建立的营田所和屯庄，而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和普及了。
因为大多数百姓既不乏保守而短视、愚昧的存在，也是相对功利而很容易走到盲从的另一个极端。因为经过这些年无数实例足以让他们感受到，土豆这种除了盐碱地外根本不挑土地，也可以适应亚热带带寒带大多数区域气候的作物，所带来的各种莫大好处和便利了。
而且土豆需要灌溉的水量，只有通常的小麦和大麦等旱地作物的一小半，但是却能在大多数谷物无法成活的寒冷、贫瘠、山区的边角地带生长；因为是埋在土里块茎作物，所以在抗虫害和气候骤变上也有相应的优势，投入劳动力周期和繁复程度却要少得多。
而且在相对温暖的亚热带（两岭、安南等昔日五管之地），土豆几乎可以全年种植全年收获，甚至比起当地传统的三季稻、双季稻（鱼养殖）甚至还要高产得多。然后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又对于当地桑基鱼塘禽畜三联养殖的田庄大有好处。
而在温带地区（湖南、荆南、山南、峡江、江西各路）也只要四个月就可以完成一个播收周期；比应季过度的大豆还要短一些。而且就算是到了成熟期，也可以继续呆在地里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受外界气候环境的影响，自然而不存在所谓需要劳力特别集中的农忙季节。
所以本着某种意义上占便宜的普遍性大众心理，土豆就很容易从各地田庄当中流散出去；而成为民间在稻麦种植之外最大宗的应季救急产物，甚至在很多地方直接取代了传统小米和糜子等旱地、山坡作物的角色，而成为地方地方一个新风尚。
也就是在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吃往年埋藏的土豆来过活。因为土豆虽然比谷物水分大，但是挖出来无论是烹煮还是火烤做熟了直接可以吃；不必像稻麦那样需要经过打谷、脱壳、春碾等诸多工序后才能做成饭食勉强入口，简直就是各种缺乏炊具和烹饪手段的下层小民新救星。
按照那位恩氏革命导师的说法，自从土豆开始普及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英伦三岛能够养活的人口在百年间就翻了好几番，而一度在青壮劳力上压倒了海峡彼岸的老对手法兰西，而奠定了工业革命的根基和欧洲搅屎棍的基本盘所在。
而作为另一个历史上的范本，则是以穷困贫瘠著称的爱尔兰地区；在土豆普及之后据说光靠一英亩土地上的土豆产出，就可以基本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因为土豆在同等土地上的产出是小麦和大麦的六倍还多，甚至最多可以达到亩产六吨（没有进过现代改良过的品种）。
所以爱尔兰人才能绝大多数土地都被英吉利大地主、贵族占有，还要保守殖民式压榨下的情况下，依旧顽强的繁衍出大量人口来；直到那场著名的土豆瘟疫导致的大饥荒的发生。当然了，在如今大都督府已经发明的波尔多液和石灰硫磺合剂面前，后世的土豆瘟疫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此按照统计部门的抽样调查，如今太平军治下的荆南、湖南、江西、两岭地区大概一百四十七座城邑，三千多所村庄当中的饮食结构；已然变成了三成土豆/红薯类，五成稻米和一成（大麦小麦燕麦等）麦类，两成其他的（山药、菱角、芡实、薏仁、雕胡米）杂粮瓜菜等物的比例。
而且还因此普遍琢磨出了最有利的组合方式。也就是上半年主要吃土豆，等到夏末后开始秋获才转而用晒干的（刨丝）薯米和土豆片，间杂着陈粮吃；然后把新收的稻麦拿去交粮，则可以更多抵扣一些田赋，或是还有剩余买个好点的价钱。然后抢着过冬前再种上一波土豆，以为来年备荒。。。
而依靠这些土豆作物推广过程中带来的各种加成和便利，对于岭西的桂管、扈管、交管、容管，湖南的永州、连州，荆南的澧州、朗州和峡州，峡江道的忠、万、渝等州的拓殖和土夷归化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诸多好处。毕竟就算是再蒙昧无知的土人和山夷，也没法抗拒吃饱肚子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和吸引力。
而木薯则是另一个大杀器，虽然木质纤维多口感不好而属于主食的候选。但是自从被贩奴殖民者传到非洲之后流传至今，在多灾多难的非洲大陆历史当中上，也扮演了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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