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骨品中人体力够好又下得了决心，就算是想要强行达成全家桶成就也未必不可的。而流传到后世那个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在人家行走的化身——新罗王孙金乔觉，也未尝不是厌绝了骨品制这种，违背正常人伦的奴隶氏族遗存，才萌生了最初出家之念以为逃避的。
此外，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等级下还有三头品、二头品、一头品、平民、奴隶等各个低级阶层，这些阶层属于非骨品。而这些人是没有姓氏，也不被允许使用来自天朝上国的贵文（汉字），因此他们在称谓上都只能加个弓字，比如哪怕张保皋身为拥立新王的权臣，在新罗国也只能被叫做弓福。
因此至于那些越级与下等孤品通婚和留后的，则会被整个阶级毫不犹豫的打落凡尘而成为贱籍所在；世世代代不得翻身。也就是后世朝鲜母继制（孽生子、贱种姓）的源头。所以一旦王权衰弱之后，这些被压抑极狠的地方力量就乘势一起爆发出来，而变成了如今的局面。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能够在一片烂泥潭一般的新罗境内打开局面的，居然一直没有存在感的前通商科主事，如今依旧转任（后勤）筹备局的王启年。或者说在江东攻略结束之后，他就带领好几条船重操旧业的北上探路去了。而当他们因为风浪不得不在新罗沿海的赤山浦（今荣成石岛镇）靠岸时，比较取巧的借用了昔日淮南节度使的名义。
而作为“国朝鼎臣”“南天一柱”的当代淮南节度使高骈，同样盛名远扬在外而传播到了新罗之地。因此打着淮南节衙采办使和渤海高氏旗号的王启年一行人等，居然就这么一路畅通无阻的沿着海岸进入新罗东海岸的良州，最终抵达了位于新罗东岳的吐含山下的金城京；
正所谓是破船尚有三斤钉，虽然王室权威大衰的政令不行。以真圣女王为首的新罗君臣还是颇为热忱的在临海殿，接见了这一行来自“淮南”的使者；在接受了铜镜、茶团、漆器、锦绣等礼物之后，也馈赠了海豹皮、缣布、玉石等土产作为诚仪。
当然了，更关键的是取得了对新罗贸易权上的通许王书。虽然如今王权不振而政令难出金城左近，但是拥有这点大义名分再加上渡海船团所拥有武力基础，和后续支援为后盾；已经足以在新罗沿海的地方上，就此占据一席之地了。
而在另一方面，虽然新罗地方穷弊不堪而战乱绵连，但是作为汇聚了天下贵族所居的王京，在举新罗九州五京之力的供养和维持之下，已经发展为拥有178936户、1360坊，号称是“城中无一草屋，接角连墻，歌吹满路，昼夜不绝”的大都邑。
因此对于渡海而来的，哪怕是在中土也是富甲东南著称的“淮南物产”；同样拥有极大的兴趣和消费渴求。尤其是唐地的书籍、笔墨和纸张，在当地可是一价难求的十数倍厚利。乃至在和白会议上，促成了在九州五小京之一的金海京（庆尚南道金海市），建立所谓的“淮南馆”决定。
因此，当王启年一行就此满载回归，又组织起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船团启程之后。所谓的淮南使臣团就变得而愈发“实至名归”起来了。不但在队伍中有了货真价实昔日淮南节衙的属官和部将，就连相应的文书和印信，也是出自那位已经沦为阶下囚的高郡王之地道真迹，堪称要多少有多稍。
后来又在以保护商道为名，逐一驱逐和击败了金海京附近几个土团、豪强势力背景的幢主（郡守）、城主（县令）之后；如今新罗东南部金海京的城防，已然变相掌握在了驻留当地的船团武装手中；只是明面上还是尊奉金城派来的仕大等（新罗官名，别称大尹）庶王子金圭。
而余下横据良州与康州之间，那些自成一方的城主、幢主和军主们，也像是一下子都变成了尊崇王室的忠臣一般的，开始主动与淮南船团进行交好和接触。然而在这个时候，王启年却是给后方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和要求。
就是希望能够在太平军的控制区内，找到一个叫崔致远的新罗人。其人乃是新罗王京贵姓。十二岁时，即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长安就读，曾游历洛阳。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待任期届满，又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
因此此君虽然在大唐的官僚资序当中尚且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天朝上国游学、中举和仕官的资历，让他在交游广泛的同时，也在东国故乡新罗之地拥有了轰动性的名声。尤其是崔志远拟就的檄黄巢书中的一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而被天下传诵并凭此获“赐绯鱼袋”勋位。
因此，在王启年的建议书中，如果能够找到这位新罗子弟的骄傲，而收为大都督府所用的话，对于日后在新罗的经营和开拓事业，无疑有着事倍功半的莫大好处。对此周淮安自然也不过是并无不可的额外交代一声的举手之劳。
故而在短期之内，已经不用太过担心新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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