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禀皇上，楚逆未起时，我大清每年岁入三千万两白银，如今湖广、江南、江西还有浙江都已经失陷贼手，总岁入恐怕要损失一千二百万两之多，若是将来朝廷再丢失了整个南方，那么岁入或许会降低到一千五百万两以下，到了那时节，户部实在是难以为继啊！”
“若是朝廷能够放开矿禁，再实现捐纳之策，或许能够收上来一些银子......”
张廷玉跪在地上，苦口婆心地列出了这一大串的数字，其实就是想告诉雍正，这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算想跟商人收税，那也得先给他们吃点好处！
开矿禁便是张廷玉想到的一条可以跟商人谈判的条件，只要开了矿禁，这朝廷内外也就有了交代，钱也能收得上来，回头还能靠着矿再收一些钱，堪称两全其美。
然而对于雍正来说，这一条并不可行，“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
此话一出，众臣也就都明白了过来，开矿还是不行。其实也很好理解，开矿虽然能得大利，可是也容易聚集流民，若是将来出了岔子，可没人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这一条被否定了之后，雍正又谈到了另一条，只是同样是反对的态度。
“满洲乃大清龙脉所在，岂能轻易开发？不过若是八旗子弟能够回满洲倒也不错.......宗人府或可组织八旗无业子弟回满洲垦田，以备将来。”
雍正皱着眉头，他才不会让汉人去满洲，那里毕竟是八旗的后路，将来要是万一真的在关内过不下去了，去关外自然也能活命。因此要是八旗去的话，雍正还是很乐意的，毕竟眼下这铁杆钱粮也是大笔的钱。
当然了这一道指令也不出奇，在六月的时候，雍正也曾经下过旨意，令八旗无恒产者移居热河垦田，倒也不会引起什么争议。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张廷玉的一番建言却是被否了个七七八八，可是他本人并没有半点不开心，只是轻轻退在了一旁，不再说话。
殿内陷入了一阵平静，雍正的脸色却逐渐转为失望，而就在这个时候，直隶巡抚李维钧却出列跪了下来，大声道：“臣，直隶巡抚李维钧有本启奏。”
众人听到此人有本呈奏，当下便有些惊讶，只是许多人看向李维钧的眼神里，都带着几分鄙夷与不屑，而这还要从此人的出身说起。
若是放在两年前，估计认识李维钧的人估计都没多少，那时候的李维钧担任直隶守道，而他的顶头上司是署理直隶巡抚赵之垣，这个人出身显赫，是名将勇略将军赵良栋的孙子，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赵弘灿的儿子，还是前任直隶总督赵弘燮的侄子。
可以说在赵之垣面前，李维钧这个贡生出身的读书人几乎是一文不值，然而就在雍正继位之后，赵之垣的直隶巡抚的位置就被李维钧给顶替了，而原因就是李维钧巴结上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而年羹尧在雍正继位后，参奏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堪委以直隶巡抚重任，于是李维钧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直隶巡抚。
“臣查旧例，直隶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
当李维钧呈奏之时，大臣们很快便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自从之前户部追缴积欠和火耗归公以后，大臣们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也是越来越高，这一次李维钧所反映的丁银问题，也是大清积弊已久的大问题，如今被呈奏上来，想来背后应该没那么简单。
所谓的丁银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明朝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俗话说的人头税，这项赋税在明朝时是作为地方税收的一种，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由地方官员征用，并不上缴明中央政府，因此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明朝官吏敛财的一种弊政。
后来清朝建立之后，很显然吸取了这一弊政带来的教训，将丁银编征作为中央政府赋税征解，也就是让地方官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同时对于人丁的编审也逐渐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编审人丁，以保证丁银的征解。
正所谓“直省每岁终，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观户口消长，以定州县考成。”当时丁银的增长也成为了地方官员的考核目标之一。这项赋税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竟然达到了三百万八千九百两之巨，因此也受到了当时清廷极为重视的目标。
当然，在丁银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深藏弊端，就如同李维钧所言，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十分严重，特别是很多官员绅衿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以为规避，可是丁银要收的钱依然存在，于是便加重落在了贫苦百姓的身上。
以致于当时出现了很多令人感觉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在山东曹县，当是就已经有人利用户等进行放富差贫，所谓“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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