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祐的登基大典，只遵循了一个原则：一切从简。又或者说是，因陋就简，礼制不全，国情限制，局势不稳，刘承祐根本没有多少心思在那些繁琐的细枝末节上去费功夫。再加上，预算不够，国库所出，刘承祐都让王章用到刘知远的丧葬筹备上了。
在朝廷拮据的情况下，能省却则省。不过即便如此，刘承祐的登基大典，仍旧未太过简陋，至少场面够大，气势够足，人，很多。
登基典礼，终究只是个仪式，向全天下表示，大汉江山，彻底换主人了。典制哪怕被缩减，极尽简约，仍旧费了刘承祐不少精力与体力。
当然，登基大典上，最重要的，自然是刘承祐登基第一道明诏，内容如下：
其一，年号不变，仍循乾祐，这点是刘知远遗中还提到过的。
至于名字，刘承祐有改的打算。前番，他的堂兄兼养兄护圣左相都指刘承赟拜见他，已很有为人臣本分地唱名为“臣刘赟”。不过具体改何名，还没定下，毕竟是御名，随意不得，让刘承祐自己“造字”，也是难为他，故交给翰林院的学士们商量。
其二，尊母皇后李氏为皇太后，仍居仁明殿。以符氏为皇后，高氏为贵妃，耿氏为淑妃。
其三，以枢相杨邠为山陵使，宰臣窦贞固为副使，太常卿张昭为礼仪使，刑部侍郎卢价为卤簿使，御史中丞边蔚为仪仗使，另以史弘肇为护陵使。以上，其他人都是陪衬，杨邠与史弘肇，刘承祐是欲以二者主要负责刘知远的丧葬事宜，在此事结束前，军政上的事，需要少操些心。刘知远的陵墓，仍在修建之中，还得烦劳他在万岁殿中多躺一段时间......
其四，文武臣僚并加恩，东京马步军将士并此优给，以示新皇恩泽。文武百官的加官进爵，有待后议，但对禁军将士的恩赏，却是很快便落实下去，虽然库中钱粮，立时便少了一大截，但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刘承祐能苛待自己，但对于军队，实在不敢大意。
待登基大典顺利结束，诏示全城的时候，城中能听到一些寡淡的欢呼声......
本来依照惯例，刘承祐这新君应该进行大赦天下的，但是，对于赦免罪人以彰皇帝恩德的做法，刘承祐本身便存疑虑。
自古以来，凡遇水旱灾祸、新皇登基、抑或是其他什么重要节日，总有大赦天下、宽宥罪犯的诏制下。仿佛，除了赦罪，便没有其他彰显君泽的手段了。皇帝的仁慈，需要用在一干罪犯身上，那对于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有何好处？对于那些衔冤受害的人，又岂公平。
对于这一点，表兄李少游似乎提前看出了他的心思，前番刘承祐自北南下东京时，针对“大赦”之事，二人还有一段简单的交流。
李少游上呈了一篇文章给刘承祐，名为“驳赦论”，据其言，是兵部侍郎张允十多年前写的一片进奏文。刘承祐阅之，甚嘉，感觉其说到了自己的心坎儿一般。
......节嗜欲，务勤俭，恤鳏寡，正刑罚，不滥舍有罪，不僭杀无故，使美化行于天下，圣德闻于上......
这几乎已经是一篇施政纲领了，虽然能自浩如烟海的卷帙之中找到许多类似的话，但文章最后一句话，完全说出了刘承祐的心声：岂以滥赦其罪，而反能救其灾乎？彰其德乎？
虽然不知这张允实干能力如何，但至少理论上，甚合刘承祐之心，已有启用付以实职的心思。同时，刘承祐也下定了决心，不进行大赦。
不过，不赦罪犯，何以彰德？何以显恩？与宰臣们商议过后，刘承祐决定来点实惠的。
针对于东京，直接废除了出正税之外的一切苛捐杂税。比如出城税。在东京，无论士农工商，进城要收税，出城还要收一次税。
另外，婚丧嫁娶，也免税。说起来都感荒诞，大汉朝廷治下，结婚要收税，办丧事抬棺出殡也要收税。
至于乞讨税，上街税，居住税什么的，都不用细讲了，光听名称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些，还都是去岁秋末，讨杜战急，财政举步维艰，三司使搞出来的。虽然才实行了几个月，但是骂声一片，人情怨怼，王章这是始作俑者，更是被戳着脊梁骨骂。当时，面对非议，王章被怼得不敢出门。还是杨邠提议，最后由史弘肇派军，捉拿那些“辱骂大臣”的乱民，下狱整治，方才平静下来，但是，能封住人口，却封不住人心中那得不到释放的愤怒......
对此，刘承祐监国之时，便早有取缔之心，不过一直被他忍着，忍到登基称帝，赚一波人心。
商议之时，王章还忍不住提醒了刘承祐一句，朝廷用度颇多，如此一来，将少一截财税。根本动摇不了刘承祐的决心，这些苛捐杂税，本就是毁根基，败人心之举，对于整个国家朝廷度支来讲，更是杯水车薪。当政者，若需这种手段来聚财敛赋，合当灭亡。
不过，对于王章已经出台的“省耗”法、“省陌”法，刘承祐则下意识地暂时忽略掉了。于小利者，可作大方，以安人心，以收民意。但于大利，就不得不慎重了，毕竟朝廷也是要度日的，暂且装聋作哑一番，委屈百姓们苦一段时间，日后再行解困减负了......
二日，刘承祐诏制下，效果显著，阖城欢呼，官民皆露喜色，虽然还不至于到夸刘承祐为明君的地步，但此番手段措施，总算让东京士民，看到了一点利好的希望。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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