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看着一脸苦相的庄公从嘿嘿直笑，正是自己将一个正人君子给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毁了其清名。但是他并不觉得是在害其，按说选官都是挑选公正清明之人，可说实话这种人从事教育，或是著书做学问都没问题。若是当官，仕途就将十分艰难。
赵昺这么想并非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循，想海瑞是有名的清官，又未逢明主，不仅难得重用，还被同僚打压排挤，最终被流放在外，晚景悲凉。就是自己的老师邓光荐若非自己在后边给其站台、撑腰，只怕早就被掀下台去了。
当然如此就可以说赵昺喜欢任用小人，而不喜君子。因为他知道官场阴暗，世情复杂，一个过于古板和循规蹈矩的官员是无法应对的。所以他需要能保守本心，却又能面对繁复世情的官员，也就是说其即要能坚持原则，又可以灵活运用规则。
如今大宋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不仅要开拓新土，也要巩固内部。而要想后院安稳，权力稳固，必然就需要打压可以左右政局的传统士族保守势力，培养和建立新的官僚体系。这个工作他早就暗中布局，有意识的培养‘自己人’，当然不止限于军队系统。
庄氏兄弟是最早加入帅府的老人，又是来自赵昺的封地，应该说天然就是自己人。而他也没有亏待庄氏兄弟，老大庄公哲在琼州就入了军机处担任协理，如今外放担任广州知府；老二庄思齐在军中效力，现下也成为镇守一方的一军之首；老三无意仕途，自愿守护家祠，收复泉州后已经迁回原籍；可惜的是老四早年在泉州战死，否则也是一员猛将。
庄家在泉州地区素有名望，但也只是世代耕读人家，家族之中有人担任过些小官吏，却没有出过执宰重臣，影响力十分有限，泉州血夜家族子弟殉难不少。此后他们兄弟投身帅府，又离乡多年在外，家族早已败落。赵昺将他们扶植起来，怎能不让他们兄弟感恩。
庄公从跟随赵昺多年，虽然品级这几年才提起来，可一直人在中枢，见识自然不凡。而当下一班老臣都到了致仕的年龄，正是更新之际，他就想借机将其安排进朝中。让其与马绍谈判，不仅是让其长长经验，也是为让其立下功劳，为提拔做铺垫。可惜是庄公从这厮不仅不感激，反而以为自己让他撕下斯文当小人。
而这次庄公从从脱欢手里‘讹’了三千匹马，却不居功，反而声称是蒙元万户札忽儿台送来的，也不能算假，不过却非那么简单，为此双方还激战一场……
事情还是得从玉昔帖木儿令札忽儿台虚张声势冒充援扬州大军说起，按照蒙元行军的习惯在本土行军作战都不携带辎重，而是由所经州县提供。宋军在攻占泰州后，由于兵力限制，无法占据所有所属县城，更无法控制所有村镇，只是扫荡了蒙元的屯田点。
为了能以一军做出十万大军的架势，札忽儿台不仅拉长了行军队伍，还依照惯例遣人令沿途的州县准备粮草，而所需又层层下派到尚未被宋军占领控制的村镇。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控制基层的官吏便是强逼硬抢，也要凑齐所需，这么一来便闹出了事情。
蒙古在入侵中原和占据江南后开始推行‘十户长制’。所谓“十户长制”就是为了有效控制基层，蒙元朝廷把全国的汉民族的老百姓按家庭分成以十户为单位的小单元，每个这样的小单元安置一个蒙古族领导——十户长，也就是这十户人家的家长。这个领导的唯一作用就是全面监督领导这十户人家的耕作和一切活动，也就是说这十户人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个蒙古族家长的主宰下进行的。
这项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还不同于中原王朝实行的‘保甲制度’，这个十户长除了领导主宰十户人家的耕作及一切活动以外，还被这十户人家好吃好喝供养着，还在管理这十户人家的日常人际交往、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等一切活动，相当于这十户人家的王，也就说这个蒙古族十户长是个想怎样就怎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纯粹是骑在汉族人头上的奴隶主。
这个奴隶主他根本不管百姓的感受和死活，最不可思议、最无人道、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十户长”，见哪家的闺女有点姿色就强行奸污，或者据为己有，哪家娶了新媳妇儿，就得先和他入洞房，有姿色的则长期沦为**。他将这种奇耻大辱强加在每一个汉民族家庭的头上，实在是一件荒唐透顶、蒙羞千秋的民族耻辱。
这一政策的推行，让汉民族的大多数女人们所生的孩子是蒙元杂种，幸免于难的是少数的极其丑陋的汉族妇女所生的孩子了，久而久之，代代相传，汉民族在血统上就几乎全部沦为蒙元杂种，甚至可以这样说从杂种一代开始，发展到杂种若干代，便可以将汉地百姓变成蒙古人。
赵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荒唐政策导致的血统改良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激发出汉族百姓强烈压迫的斗争精神。历史上正是这种荒唐透顶、毫无人性的政策把广袤的元帝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至少说明不得民心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至少只顾统治阶级利益的做法终究是会种下亡国的祸根的。
当然现下的百姓尚看不到那么远，但是这些精神、ròu_tǐ和经济上的压迫，使得反元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而去年桑哥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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