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行朝部试如期举行，此时的科举考试并非像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只需一篇文章就能登科当进士，做状元。其实也是分有多个专业科目的，“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sān_jí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由于此次科举的范围实在是太窄，尽管放宽了条件，但是能走到部试的士子才五百多人，而过去每科取士就达到了这个数儿，再经过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不过寥寥十数人。经过阅卷后，大家都觉的不尽人意，可又不能空榜，否则不仅失去了科举选才的意义，也会让士人失望，更会让首次开科的小皇帝丢了面子。于是乎几位宰执会商后决定还是矬子里拔将军，拟了名单报给了圣上。
赵昺在开科之初就知道此次科举形式大于实际，是在表明自己对士人的态度，也是变相的妥协。而此次的试卷他也看了，确实没有出类拔萃的，他本想宁可空榜也不能滥用。可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将参加殿试的士子取为一甲，参加部试的前五十名录为二甲，将四十以上的士子五十名赐进士出身。
不过这次放榜却没有似往届开科那样排名，更没有钦点状元、榜眼和探花，也算破了大宋开科以来的先例。而这批参考的士子大部分来自于琼州，得中进士者占了半数之多，超过了宋朝历届总和，可以说琼州每个县都有进士，以致新科进士上殿谢恩时赵昺耳朵中都是琼州琼州腔的官话。虽然大家都知道占了行朝迁琼的光儿，但还是十分感谢小皇帝的，许多人在殿上便痛哭流涕称绝不负皇恩。
至于落榜者，赵昺也没亏待让他们皆入国子监学习，待来年开科再参试。那些跨海前来的士子们本来还有些酸意，以为自己怎么也比这些荒蛮之地士子们学问要强，若是赶上了怎么不会落榜的，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算安下心来，安心备考。
赵昺如此安排，落榜士子们当然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上京参加科举，国家发给关券解决路费和待考时的食宿，高中者授官挣工资了，但是落榜者回家的路费都要自己负担了，可入了国子监就不同了，学好了可以直接授官，国家管饭还给零花钱。而若想进国子监读书在过去也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是官二代，也得是学业有长才行的。
国子监初设于随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
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所以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
宋时的太学体制比较完整，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当中招收，庆历年间，内舍生由太学供及饮食，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寄宿生。然而这些学生大多是学籍挂靠在国子监，却不现身上课，只有老师住在监内，国子监于是沦为单纯的考试场所。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为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
国子监成了有教育之名，无教育之实的机构。为了遏制这种离谱的现象，后来规定监生必须上满五百日课才有参加解试的资格，可惜实行没多久就形同虚设了。那会儿除了国子监，当时还设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用来容纳前来京师备考的各地学子，多时能有千余人。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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