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林电影节进行到第三天，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导演在西柏林发表了他们的电影宣言，声称反对精英主义，电影属于人民。”——《世界报》在第二天不但刊发了发布会的详细报道，而且全文刊发了许望秋他们的电影宣言。
“以许望秋为首的中国导演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发表宣言，希望改变精英主义统治电影界的局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禁让人想起了1962年的《奥勃豪森宣言》。《奥勃豪森宣言》改变了德国电影的走向，让德国电影逐渐走出困境，走向辉煌。许望秋他们的这则宣言不禁让人对他们、对中国电影充满期待。”——《纽约时报》
“中国导演许望秋又搞发布会了，这次他向精英主义宣战，向新浪潮宣战。”——意大利《共和报》因为许望秋在威尼斯退赛，搞得威尼斯电影节灰头土脸的，在报道发布会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
“中国版《奥勃豪森宣言》在西柏林重现，中国电影人向世界发声。”——西德《南德意志报》对许望秋他们的宣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这则宣言可能会在电影界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1962年《奥伯豪森宜言》发表后，不仅震动了西德影坛，也引起了世界电影界人士的注意和支持；许望秋他们的宣言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欧洲和世界电影界人士的关注。
在西柏林城郊的一栋公寓中，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的维姆-文德斯在看完《南德意志报》关于许望秋他们的报道后愣住了。他仔细读了一遍许望秋他们提出的十条规则，发出一声叹息：“要是维尔纳还活着，他一定会很喜欢这帮中国小子的。可惜啊，他就这么去了。”
德国新电影运动开始后拍摄的电影，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国际上斩金夺银，但由于蔑视商业性，也导致这些电影失去了德国观众的支持，形成了“国际上得奖，国内不卖座”的尴尬局面。70年代初，新德国电影运动陷入危机，在1970年有19部影片无法找到买主，因为这些电影德国观众根本不爱看。
70年代中期，随着维姆-文德斯他们这批导演登上舞台，这一情况才逐渐得到扭转。1979年维尔纳-法斯宾德的《玛丽亚-布朗的婚姻》成为最轰动的影片，新德国电影才结束了国外得奖、国内无人问津的局面，使这一运动真正进入最佳状态。
在巴黎花神咖啡馆里，特吕弗他们一帮电影沙龙的人坐在一起，喝着咖啡，悠闲地聊着许望秋他们的电影宣言，以及他们掀起的这场运动。
夏布洛尔笑呵呵地道：“真是有趣的年轻人啊，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搞出这样的动静来，在西柏林电影节公开发表宣言，向电影界的精英主义宣战。”
波兰斯基一直对新浪潮不是很感冒，促狭地道：“也是在向你们新浪潮这帮人宣战。”
夏布洛尔哈哈笑道：“我们早就被认为是新浪潮的叛徒，背叛新浪潮了。他们不是在向我们宣战，是在向电影界那些轻视商业电影的榆木脑袋宣战，而我们是他们的战友。”
特吕弗欣慰地着：“两年前在戛纳，跟许交谈之后，我就感觉他不但极有才会，而且对电影、对电影行业的认识远超常人，当时我就感觉，他有可能会改变世界电影的格局，现在我更加确信了当初的判断。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电影会强势崛起。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电影水准不高，也没有世界级的作品，但中国有十亿人口，拥有庞大的市场，可以支撑各种类型的电影，再加上以许为首的这一帮年轻导演，因此，我预感到，中国电影会崛起，甚至可能会出现继好莱坞电影和欧洲艺术电影之外的第三种电影。”
天行者牧场坐落于美国加利福里亚州的马莲县的一个小山谷中，是乔治-卢卡斯的影业公司的制作基地以及其私人住宅。内有牧场、湖泊、林地、山丘和葡萄园等，还拥有独立的消防队。这里不但是科幻迷心中的圣地，也是乔治-卢卡斯和朋友们聚会之地，他经常和科波拉、斯皮尔伯格、德-帕尔玛等好友在这里聚会。
此时的天行者牧场里，乔治-卢卡斯他们正坐起一起聊许望秋他们掀起的这场运动。他们是新好莱坞电影运动标志性人物，是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小子。
作为坚定的反战主义者，科波拉曾经痛批许望秋的《猎鹰》，因为这部电影，他对许望秋十分反感，因此他对许望秋他们的这场运动不屑一顾：“这是一场炒作，通过发表宣言，他们不但一举成名，而且以后拍的电影也都会受到电影界的关注。
乔治-卢卡斯不同意：“我觉得不是炒作，他们有明确理念，对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是有深入研究的。”他指着报纸道：“比如这一条，观众应该是电影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是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最重要的区别，艺术电影往往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这个故事，而商业电影则要进入故事中，追求的是临场感。”
斯皮尔伯格微微点头道：“我觉得是不是炒作不重要，但我觉得如果他们这场运动真的搞起来了，对好莱坞其实是很不利的。”
科波拉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斯皮尔伯格道：“最近几年，在美国电影协会的协助下，好莱坞电影正在欧洲攻城拔寨，好莱坞电影在这些国家的份额是逐年上升，包括法国也是如此。除了这些国家比较小，市场相对比较小，不能制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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