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我……”
郑鸿逵喝醉了，两名家丁要背他回去，他却怎么也不肯。
望着醉成一滩烂泥的四弟，郑芝龙怒火中烧，心想今晚的一切不都是因为这个蠢货而起吗？马鞭一抽，喝道：“背他干什么？让他自己走，走不了就死在地沟里！”
两个家丁背也不是，不背也不是，呆愣的站在原地。
年轻的郑森知道父亲的心境，于是小声劝道：“父亲，钱财乃身外之物，何必太在意？何况银子大部分都是用在了登州水师。如今内外战事不断，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我郑家身处东南，无论是关外的建虏还是中原的流贼，都离我们太远了，有力也使不上。如今朝廷调孩儿到登州，太子又大量购买硫磺，怕是在为下一场大战做准备，若是真的有战事，不管是渡海攻击建虏，或是越山东剿除流寇，我郑家都大有可为啊！”
“闭嘴！你知道什么？”
郑芝龙怒瞪儿子一眼，拨马前行。
郑森涨红着脸，被父亲呛的说不出话来。
对父亲的私心，他心知肚明，而对如何前行，他和父亲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御酒的威力真不是吹的，直到回了后堂，朱慈烺的脑袋都还是晕晕地，不过
心情非常好，因为今晚的目的都达到了，既让郑芝龙出了血，也布下了市舶税这个后招，更以郑芝龙的名义，为天下商人向朝廷助捐起了一个好头。
大明朝廷实在是太缺银子了，但商人们却不缺，但商人们宁愿将银子藏在地窖中，也不愿意拿出来共体时艰，这一点和清朝中后期，清廷财政困难，商人们踊跃拿银，供朝廷使用，产生了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完全不同。
究其原因，除了商人自私自利，大明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得不到保证之外，朝廷的信誉也是很大的关键。
把银子借给朝廷，谁知道朝廷还不还？
朱慈烺要改变这一现象。
而以“市舶税”为抵押，向福建海商借银，就是他商鞅变法、城门立柱的第一步。
不管郑芝龙找到几个白手套，朝廷都要给那几人“颁匾额”“发证书”，并且实实在在地还钱，如此方能取信于民，以后再遇到财政危机，商人们也才敢把银子借给朝廷。
而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如果朝臣们知道了市舶税被抵押出去的事情，会如何反应？
弹劾朱慈烺已经不在意了，而昨天进宫之时，他也将抵押市舶税的利弊详细讲给了崇祯帝听，崇祯帝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但表情却是默许了，比起一年只能收四万两银子的市舶税，抵押出去一次可以有八十万两，等于是一次将二十年的税银都收了上来，对缓解朝廷财务危机有巨大帮助，何乐而不为？
这比崇祯十二年，崇祯帝低声下气的向勋贵们募捐可体面多了。
朱慈烺担心的是，如果朝臣对这件事非议过大，会影响到郑芝龙的后续决定，虽然郑芝龙没胆量造反，但拖拖拉拉，见机行事是绝对有可能的，因此绝不能让朝臣们的非议影响到郑芝龙。
而明天的早朝就是关键。
次日早朝。
群臣发现，太子又上朝了，不过却依然是一言不发，不管朝堂上吵的多热闹，他都是眼观鼻鼻观心，一句话也不说，今日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两淮盐政，另一个是中原剿匪。相比于后者，前者讨论的热烈度更高，从左懋第查盐不力、两淮盐运使冯导研、监盐太监杨显名的罪责、盐政的弊端，一直到两人的继任人选，朝臣们都吵的不可开交。
朱慈烺凝神静气，看似不在意，但朝臣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印在他心里，东林，非东林，而东林又分南东林、北东林，有像吴甡这样的孤鸟，也有像吏部尚书郑三俊偏向首辅周延儒的骑墙派。什么人什么派，表面上分不出来，但仔细揣摩他们所说的话，却能琢磨出一二来。
也有例外的人，比如内阁四臣，表面上他们都属于帝党，但细究下来并不完全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当然了，不管东林还是非东林，每个人都是在为朝廷，为帝王在服务，不管他们吵的多厉害，归根结底，还是要帝王来做最后的决断。
但有时候却很难决断，比如今天的吵闹。
其实关于盐政的弊端，太子提出的盐政四法已经给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法，但因为最重要的第一条，废除食盐专卖被内阁给否决了，因此盐政改革就成了一个半吊子。即使如此，也还没有在全国推广开来，照内阁的意思，先在山东实验，有一定的经验教训之后，再在全国尤其是盐业重镇两淮推广。
直到今天，山东的实验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山东巡抚和盐运司的官员还在扯皮中。
朱慈烺心中焦急，但却也没有办法。
今天讨论的不是山东，而是两淮。
对如何处罚冯导研和杨显名，谁接任两淮盐运使，各方人马都很有意见，也都很有想法。
终于，御座上的崇祯听够了，也听烦了，又或者他急于向群臣宣扬他今早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早朝之前，太子就将好消息告诉了他，并将昨晚经过简单向他讲了一遍，崇祯听了大喜，本来他是怀疑的，他不觉得太子能让郑芝龙拿出八十万两银子的巨款，但事实却让他惊喜，八十万两银子，几乎相当于是北方数省一年的赋税总额啊，郑芝龙和福建海商说借就借了，忠臣啊。
但惊喜之后，崇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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