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论盐政时，兵部武库司郎中成德站出来，先痛斥两淮盐官，再说漕运总督兼淮扬巡抚史可法对盐政的颓废负有一定责任，不等他说完，立刻就有人站出来护航史可法---非常可笑，第一个站出来的竟然是光时亨。
去年，光时亨在朝堂上公然说，“欲效唐太宗玄武门故事乎？”惹的群臣变色，崇祯帝大怒，因而被廷杖二十，但光时亨不以为忤，反以为荣，伤好之后，他也被派往江南，催收逮赋。就成绩来说，光时亨还算是可以，整体言官中，他追逮的成绩在中上游，而且据他的奏疏，他在追逮的过程中，轿子也曾经遭受到不明人物的蛋袭，虽然没有受伤，但也是挺狼狈的--事后，光时亨大闹州衙，对没有保护他周全的知州严厉斥责。
朱慈烺对光时亨非常反感，甚至是厌恶，并不是因为去年他想要取得京营的“抚军权”之时，被光时亨用“玄武门之变”映射，而是因为如果没有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当年甲申之变前，崇祯帝就不定就南迁了，就算崇祯帝不南迁，太子也非常有希望南迁，如果是那样，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但因为光时亨一句：“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而将一切都扼杀，从而导致了一场无法挽回的大劫难。
如果光时亨真是热血青年，真是忠臣烈子，想要效仿当年的于谦，也还有一丝可恕之处，但光时亨偏偏不是，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殉国之后，他这个阻南的最大罪人不但没有死，反而屈膝投降李自成，变成了顺朝兵部的一个兵科给事中，后来见李自成清算旧官吏，大事不妙，他才惶惶逃出北京。
光时亨这个人的脑回路，也算是清奇的很，跑到南京之后，不思已罪，居然还想在弘光朝混一个一官半职。
所幸马士英眼里不揉沙子，论罪将他处死。
马士英处理南明国政一塌糊涂，致使南京短期而亡，但就处死光时亨这件事来讲，实在是英明无比。
当年光时亨为什么要阻止南迁？有一种说法，说光时亨是当时首辅魏藻德和次辅陈演的代言人。君主一旦“南迁”，宰辅势必“留守”，有崇祯帝在，京师或有坚守的可能，一旦崇祯帝迁走，京师必然难守，魏藻德和陈演都难逃一死，所以他们两个辅臣都反对南迁，不过这并不能解释光时亨为什么也要阻止太子南迁？太子走，皇帝在，京师不至于有大波动，光时亨为什么也要阻止？
大概光时亨当时已经杀红了眼，对京师可能会被流贼攻破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既然当了这个劝谏的“忠臣”，那就要当到底，谁也不能走，一旦京师守卫成功，流贼退走，那他光时亨就成了第二个于谦，力挽狂澜，青史留名了。
所以从头到尾，光时亨都没有严肃仔细的思索当时的危局，并解析甲申之变和土木堡之变的不同。
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这等能力。
这样的人，热血冲顶，意气用事，不会有什么高明的见解。
可叹的是，言官之中，像光时亨这样的人占据了多数---不同的是，光时亨脸皮出来维护史可法，都是东林人。
成德被驳的脸红脖子粗。
他本就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围攻气愤之下，舌头像是被打了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史可法是根正苗红的东林，其师左光斗曾经是东林翘楚，在如今的东林朝官的，史可法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未来入阁拜相不是奢望，东林人绝不允许他受到攻击。
东林，非东林，远东林，近东林，南党，北党，帝党，从对待史可法的态度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就现代政治来说，有党并不是坏事，但党同伐异就不好了。
史可法的气节无可置疑，其在安庆巡抚和漕运总督任上的表现也是政绩卓然，这一次左懋第扬州查盐，若没有他的力挺，怕是连两淮盐运的贪官也是拿不下的。不过这并不表示史可法的工作没有可以被检讨的地方，东林人有点像是被踩住痛脚的激烈反应，好像是有点过了。
激烈的争论也并非全然都是坏事，起码能让朱慈烺了解到一些在奏疏和邸报里都不会写到的信息。作为一个穿越者，他对曾经在明末历史中留下名字和记载的朝臣，本就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再加上观察群臣们在朝堂上的表现，私下里又对这些朝臣的家产进行过一些小范围的调查，他对朝臣们的心思，就出来，进行总结和梳理，最后的决议，厘金税是国策，任何人不得违逆，厘金局衙门前面那杆“奉旨抽厘”的大旗不是看着玩的，各地再有冲进关卡之事，一律从重从快处置。
至于奸商哄抬物价，却说是厘金税引起，各地官衙要严厉查处--棉布和粮米是免征厘金税的，这一点，官府要加大宣传，免的百姓听信谣言，这个建议是兵部侍郎吴牲提出的。
对于查缉人员的奖励制度，在运河施行之后，寻出其间的利弊，有严密的制度之后，再推广到全国。
其间，朱慈烺一句话也不说，只静静倾听，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储君。他是太子，对朝政之事，能不参与就尽量不要参与，以免内外的闲话，虽然大明的体制不防太子，但人心总是难以揣测的，起来发言。
等到议事即将结束，朱慈烺才轻轻咳嗽一声，站起来，走到殿中向御座上的崇祯帝行礼：“父皇，儿臣有奏。”
立刻，满堂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意识到，太子怕是又要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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