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靖海伯郑芝龙向京师发来有关吕宋岛的呈报：大明海外移民惨遭西班牙驻军及当地土著屠杀，目下虽不知具体死亡人数，但据驾船逃回来的闽籍移民声称，至少有数千名大明籍移民被戕害，幸存者或是躲进深山丛林，或是乘船逃回福建行省。
郑芝龙的呈报送达内阁后，并未引起很强的反响，大多数内阁辅臣在阅览过后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因为这件事已有前例，这回不过是历史重演罢了。
早在万历三十一年时，西班牙就曾经在马尼拉屠杀过超两万的大明移民，事发之后，西班牙驻马尼拉总督担心会遭到大明朝廷的报复，于是他便假惺惺的向明廷写了一封道歉信，言称此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获得大明政府的谅解，双方可就赔偿一事进行谈判。
没想到大明上下对此事反应冷淡，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回信予以口头谴责和警告，表示堂堂大明是热爱和平地国度，朝廷奉行与人为善的立场，不忍心加罪于西班牙人，希望西班牙人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保护好在马尼拉的大明移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西班牙人在接到回信后欣喜若狂，他们从这封信中看到了大明朝廷对待海外子民的态度，从此之后西班牙人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并且直接导致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大明移民地第二次大屠杀。
其实当初大明皇帝和朝廷之所以不愿意管这件事，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大明官方从上至下都认为，离开大明前往东南亚谋生的这些移民，已经不再是明朝子民，因此朝廷没有必要再去管他们。
其二，当时大明朝廷为了支援朝鲜，与东亚日本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国力消耗巨大，也没有国力再和西班牙继续交手。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这才将此事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置，可是明廷的这番态度却使得西班牙人变得更加无所畏惧，这种心态一直延伸至今日，致使第二次屠杀惨剧再度发生。
而现在部分内阁成员们的反应与当初几乎一摸一样，多数人以为依样画葫芦，写信予以谴责即可，反正大明民间对此事也不会太过关注，这种想法在内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部分阁臣们同样认为，这些移民已不是大明朝廷治下之民，现在国内刚刚经历过持续十几年的动荡，局势虽已好转，但朝廷目前的工作重心应该以安民屯田为主，不应该再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甚至付出诸多牺牲去进行报复。
“白谷、建斗，你二人如何看待此事？”
内阁首辅温体仁的公房中，温体仁、孙传庭、卢象升三人坐在黄花梨打制的官帽椅上，正在商议对郑芝龙的呈报进行票拟。
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
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不过，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批朱）。
而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于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
如果内阁辅臣们在诸多事务上建言得当，处置公允，时间长了之后，皇帝对阁臣处置公务的能力就会十分信任，也会慢慢将权利放到内阁之中，反之亦然。
“温公、建斗，传庭以为，靖海伯呈报之事，于万历年间已有先例，但其最终处置却是有失我皇明之风范！
想那所谓西班牙之国，地处极西，却依仗船坚炮利而横跨万里袭占吕宋诸岛，致使其版图扩展，其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这两次屠戮事件中之罹难者，大多数是迫于生计而漂洋过海远至吕宋，其用意无非谋生也。这其中更有诸多无辜之老弱妇孺，西人悍然对此般手无寸铁之人痛下杀手，其手段委实太过暴虐，传庭以为，此举已干犯天条，我皇明不能坐视如此人间惨剧一再生发！”
虽然久历沙场，见过无数血肉模糊的战场惨状，但孙传庭内心深处仍旧秉持这扶助弱小的士大夫传统思想，所以他对西班牙人无差别大量杀伤的行为愤然不已。
“象升赞同白谷兄之言！
无论事情起因为何，西人此般行为已如qín_shòu一般，比之流贼建奴还要令人痛恨！
我皇明坐拥十万虎狼之师，当派兵以大义之名分予以惩戒，以警示西夷诸国，勿要在我皇明之眼前生事，否则其后果自负！”
卢象升面色沉静地出言赞同道。
他的心思与孙传庭相差无几，同样对西班牙人的残暴行为极为不齿，并且直接建议票拟上奏明，应当调派大明官军对西班牙人进行打击，以此来警告那些西方野蛮人，既然来到离大明不远的地方，就得老老实实地，别想着为所欲为，不然的话大明官军会教你如何做人。
与温体仁、侯恂、李邦华、杨嗣昌、范景文等一班纯粹的文臣不同，孙传庭和卢象升以文臣之姿领兵出战日久，对于武力还是比较崇尚的，所以他们并不排斥用武力来解决一些事情。
虽然阁臣们早就知道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已经做出了攻打马尼拉的作战方略，但大多数人的心里却是十分地不以为然。
远涉重洋跑到吕宋，就是为了打下那个距离大明十分遥远的破岛，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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