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木堡一役中，大明勋贵群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包括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等在内的诸多名将战死，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
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整个国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离心离德，国势日蹙。
由于承袭爵位的勋贵们并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功绩，所以勋贵集团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大打折扣，大明文武均衡的姿态被打破，文贵武贱的态势迅速形成并延续至今。
受到土木堡之变影响的还有大明的内阁。
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
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
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一百多年下来，文臣们对武将的蔑视已经渗透到骨髓之中，所以在看到朱由检有拔高武将地位的企图时，朝堂上虽然并没有公开反对皇帝的声音出现，但大多数文臣的心里还是感到不满的，这也是内阁中大多数人淡化吕宋岛屠杀事件的原因。
他们不想看到武人崛起，更不愿与粗鄙武夫共商国是，所以就不愿意在内外平定的局面下，武将们能有再立新功的机会。
“依白谷、建斗之意，此次当建言圣上派发大兵予以征伐为好？
只是自太宗朝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后，我大明水师早已式微，如此远涉重洋征伐不服之事，先不说耗费巨大，单是大洋之上天气变幻无常，一旦遇上狂风巨浪，船只倾覆，那所载之官军精锐无法存活之变就不得不慎重考量。
老夫对于军略之事并无所长，只是偶尔虑及于此，故此提出后以供白谷与建斗深思。“
温体仁对于武人是不是趁势崛起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他的眼中只有皇帝才是最重要的，文臣也罢，武人也好，谁都不会给他家带来荣华富贵的绵延不绝。
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温侃的前程可谓是一片光明，将来穿上绯袍已是毫无疑问，但具体能够达到什么高度，一是凭借实力，二就全看皇帝的态度了。
他心里清楚，就算他在文臣中人缘再好，有许多重臣替温侃说好话，这些都是屁用没有。
皇帝表面上很温和，看起来是善于听从他人意见的那种，但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皇帝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尤其是在选材用人的问题上，任你说的天花乱坠也白给。
皇帝看重的是实际，是结果，而不是被众人的言论所左右。
“温公、建斗，我朝前番与荷兰人达成之协议中，便有以马尼拉辟地，迁台湾岛之荷兰人于他处之说，圣上下旨五军都督府与兵部会商攻略吕宋之事便是有的放矢之举。
我朝向来讲究师出有名，无论对谁，从不兴不义之师，现如今西班牙人屠戮黎庶之举，恰恰于我朝以出师之名。
兴正义之师讨伐暴虐之众，此般行径是毋容置疑之举，也是民心所向之举，是以，此次兴兵已成必然，票拟当以此上禀！”
孙传庭虽然没有把话说得很彻底，但温体仁和卢象升心里都已了然。
圣意难违。
皇帝早就针对出兵之事做了准备，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的攻略都已经出来了，登州的刘国能和张文耀部早就开始进行演练了，我们就算是在票拟中不建议兴师动众，你以为皇帝会听咱们的？
皇帝乾纲独断之势已然形成，数年来所有的大政方针无不是由皇帝亲自提出，然后再由群臣商议具体操作的细节，皇帝啥时候因为众臣反对而改弦更张过？
就算偶有对群臣妥协，但最后皇帝还会拐弯抹角地达成自己的目标，只不过手段比较隐蔽和温和而已。
“白谷所言有理！
不过，既是票拟派发大兵，为防我军于海上与西班牙人之舰队遭遇而吃亏，老夫以为，当建言靖海伯出动所属之精锐船队护航才好。”
温体仁思忖片刻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孙传庭和卢象升对视一眼后，均是点头表示同意。
郑芝龙的海上势力太过庞大了，虽然在陈奇瑜和邹维琏的设计下，郑氏集团发生了内讧，整体实力有所削弱，但短时间内，还是没有其他势力与之相抗。
如果能借机削弱郑氏的实力，那便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最好是让郑氏的炮船与西班牙人的舰队在海上来一场大战，双方最后落个两败俱伤的结果，那可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局面了。
“既是我等建言出兵，那此次当以多少兵力为好？
五军都督府与兵部所定之奇袭策略倒是可行，但袭占马尼拉之后，我军当以多少人留守当地？
马尼拉之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西班牙丢失此地后，定不会善罢甘休，若其举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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