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对建州灭国之战前，朱由检就已经下旨，对京城到山海关的道路进行了拓宽平整，以方便粮草物资运输，加快大军通行速度。
崇祯十一年剿灭满清政权后，连同战俘、包衣在内的二十万人被用在山海关内外官道的彻底修缮扩建工程中。
伴随着沿途三座水泥厂的开建，经过长达六年的努力，京城至山海关不算宽敞的官道，最终被改建为宽约五丈（约合后世十五米）、总长度约为六百余里、路面全部水泥硬化的大道，这就意味着，从此之后，朝廷对东北地区掌控力得到了极大加强，关内关外商品流通属性也得以充分发挥和释放。
在这六年中，因为疾病、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二十万修路大军中，有五千余人亡故，剩余人员则变成了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基建队伍。
这条有战略意义的大路竣工后，经过甄别和审查，十万名包衣被留在了关外，除了一部分有家眷亲人者被发到所属地外，其余的五万余人组成若干支施工队，继续修建辽宁行省各府州县之间的道路。
与之前服劳役时只管饭食不同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已不再是以劳动改造者的身份参与到工程中去，而是以隶属工部营缮司筑路队的身份进行劳作，每月也都会领取到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说，朝廷已经将他们视作了真正的子民。
这些汉人包衣的身份问题得到解决，剩下的就是战俘问题了。
对于战俘的甄别和审查比包衣要更加的严格，各人平时的表现、歇工后对大明朝廷有无怨言、是否仍旧认同“大清”国以及原属草原部落等等问题，都会成为被区别对待的证据。
在这长达六年劳役中，也曾有少数顽固不化、仇视蔑视大明者妄图趁乱逃跑，但最后都遭到负责监视的官军无情镇压。
随着死硬派数量的急剧减少，剩下的也基本上认命了，加上官军派出的监工都是狠辣无比之人，日常施工时，一旦发现有人懈怠偷懒，即刻就会被鞭子木棒劈头盖脸打下，日子久了，大多数人对现下的处境也不敢再有丝毫怨怼之意。
经过一番细心挑选以及“征求个人意见”，已经知道“大清”团灭、自己被放归后也只能做个耕地农夫的近四万满八旗战俘中，有八成选择成为领取月薪的筑路工，只有两成选择被朝廷分别安插到关内某地做农户。
与只懂得狩猎、打仗的满八旗战俘截然相反的是，当五万余名蒙八旗战俘在得知自己可以被分散安插到彻底归化的蒙古部落，过上放牧牛羊的传统生活后，有八成选择了回归草原当一个牧民，只有两成觉得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方式，愿意随着筑路队行遍大明各地，在领取不菲报酬的同时，还能有机会迎娶一名汉家妇人，后代也能成为正宗汉家平民，甚至有机会读书识字、参加科举，将来成为人上人。
异族中并不缺少有眼光有头脑之人，因为看得更远、想得更多，为了后代子孙不再过那种成天冲着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发呆的日子，所以聪明人选择彻底倒向大明。
为了让众多满八旗战俘们从根本上认同华夏文明，朱由检授意有司，本着“自愿”的原则，各人可将姓氏名字改为更为简单的汉名，这样在日常时可以方便称呼和书写，于是乎，在官方书吏的配合下，一场事涉数十万人的改姓更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许多少为人知的姓氏横空出世。
努尔哈赤所属的爱新觉罗一族全部改姓“金”。
钮钴禄氏改姓“郎”。
那拉氏改姓“那”。
佟佳氏族人众多，所以改的姓氏也比较多，有改姓“佟”的、有姓“董”的、有姓“童”的、有姓“高”的。
与之相似的瓜尔佳氏也是改姓最多的，有改姓“关”的，有改姓“叶”的，有改姓“石”的，有改姓“苏”的。
富察氏改姓也较多，主要分为“富”“傅”“付”“马”等姓氏。
小姓齐佳氏改为“齐”姓。
索绰罗氏改为“索”、“曹”两姓。
改名换姓后，无论是大明官吏还是监视他们的官军，再看这些原先战场上的敌人时，突然觉着顺眼许多，喊着也是朗朗上口，老金啊老曹啊，这多得劲，总比喊“呔，那汉子！”、“兀，那贼子！”要强上许多。
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异常事件，官府将这些自愿成为筑路工的原战俘打散，与各府州县成立的筑路队汉人混杂一起，自崇祯十九年起，开始拓宽整修京城到西安府的大道，到今年为止已有四年。
经过勘测及查阅历朝档案数据汇总来看，京城到西安府的官道全场约为两千七百余里，受限于落后的生产工具以及水泥产量不高、一些地段地质条件复杂等因素，再加上恶劣天气的影响，整个工程全部竣工预计需要十到十五年，耗费的钱粮物资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军费开支、各项农田水利工程、城市基础建设修建与维护、养济院、医院的兴建、学堂的陆续设立、官吏的俸禄和福利，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要花费海量钱财，虽然太仓收入年年递增，整个大明财政状况持续向好，但每到年初时，眼看着每天都有大笔的银币被划走，内阁大佬、户部堂官们依旧是面色不太好看。
皇帝太过心急了。
上述这些工程，明明可以分阶段和年限实施，何必凑到一起同时开始呢？
这些大事，拿出任何一件去完成，都可以在史书上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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