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袭官案涉案人员做出处置，与之相配套的就是松江府及其下辖各县官员补缺的问题。
孙传庭的奏报还没有送达，估计明州（宁波）那边的情况也比松江府好不到哪去。
由于此次偌大的松江府各级主官被一扫而空，所以导致了松江府已经处于暂时的无政府状态。
基于担心各地失控的原因，卢象升奔走于各县之中，火速将各县衙中未涉事的主簿、巡检等拔擢为主官，临时掌控各县局面，他自己则亲自坐镇松江府处理各种日常公务。
对于松江府各级官员的补缺人员，朱由检决定还是依照这几年的老路子，从陕西各府表现优异的官员中抽调后南下上任。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亲历亲为参与到日常开荒拓田、打井修渠等等各种事物中去，陕西各府州县的官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作风务实的官吏，并且这种踏实的风气已经在陕西各级官府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在朱由检的计划中，各地务实肯干的的官员，以及工部户部衙门里的技术型官员都将得到重用，他们腾出来的位置将会被下一级表现突出的官员所替代，从而逐渐使大明整个官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直至若干年后完全占据主流地位。
这种良性循环的圈子不仅仅限于官员，也包括众多没有功名的吏员，而那些只知道吟风赏月、吟诗作赋当官做老爷的旧式官僚，在未来将会被彻底边缘化。
他们的官员身份不会被去掉，但所供职的衙门将会是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部司，俸禄不会短缺，但权力几等于无。
其实从朱由检的本心来讲，大明官员的缺失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在他的长远规划中，小政府、大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未来大明官府要向服务型转变，而衙门的设置要向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倾斜，以后人才的培养也要着重于这个方向。
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籍籍无名之人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中才华出众者在一个帝王角度考虑的话，这种隐藏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允许存在的。
有钱无势的人并不可怕。
这个人群为数最多。
他们其实只想着过自己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的念头和野心，日常表现也是非常温顺的，在面对强权时可以说予取予求，可以说是遵纪守法的典范。
而像四大海商这样有钱有势的就不一样了。
这种人因为尝到了权势带来的极大便利，所以在财富急剧膨胀后便有意无意地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想借此来达成自己更多更大的诉求。
当某一天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自觉有庞大势力的他们，很可能会有铤而走险的举动，并且不会考虑到自己的冒险举动会不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这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朱由检绝不会容忍的。
这些私奴如果手中有了兵刃武器，加上他们的主人不缺钱粮，一旦他们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虽说不会有危及社稷的风险，但把繁华富庶的江南打烂还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那这回正好顺势一起解决掉，消除这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朱由检已经将此事件定性为謀逆，那么这次正好借机大开杀戒，以此来震慑江南利益集团可能存在的反抗之心。
从崇祯八年至今，锦衣卫虽然奉命抄家无数，但最后被处死的人数并不多，朱由检并没有下令对犯案者的家眷进行无差别的杀戮，老弱妇孺都是以流放告终。
但由于这次袭官案发生的背景后面，正是朱由检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所以此次相关涉事人员很不幸的成为了祭旗者。
顾、吕、徐、周公然遣人袭杀朝廷官员，其行为实为十恶不赦之罪；其四家阴蓄私奴、暗藏刀兵、意图不轨，此已属謀逆，当夷九族，但朕仁心，不意牵连过甚，故判夷三族。
其四家私奴交于地方官府登记入册，并从所查抄田亩中，按每口十亩口分田划拨供其劳作养家。
江南各地私人所蓄养之私奴此次一并遣散，敢有违抗者，不论其家世背景，皆以意图不轨论处。
松江府知府谢汝运、通判黄盛举、推官耿元仁以及按察使司、各县涉案官员，身受皇恩，不思回报，日常以交通逆贼为荣，故皆属謀逆案从犯，满门抄斩，家产充公。
其余各府县吏员以同罪论处。
着锦衣亲军将案犯极其家眷，押解至苏松常三府，以每户为基数，于闹市每日行刑，直至人犯全部处决为止。
这一条是朱由检于圣旨最后特意加上去的，为的就是以此来对江南不服朝廷号令者发出警告：若再有心怀叵测之人，这就是你们全家人的下场。
由于此案为謀逆案，四姓海商要夷三族，加上其余人等，涉及的人员足可达上千人，按照每天处斩一家来算，三府之地也得杀个十天半月的。
相信行刑完毕之后，血淋淋的场景会成为少数人心中长时间内挥之不去的噩梦，再有朝廷政令到来时，他们要是再想依着两百年来养成的习惯予以抗拒，那就得掂量掂量家里有多少人尸身分家了。
孙传庭那边如果侦缉完结，也要照此执行，杭嘉湖这三处最为繁华之地就是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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