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社团时代还是合众国时代，毫不客气的说，中明合作的最大得利者就是琼藩，而琼藩得到合众国最大支持可不是因为李明勋与林士章等人的私人关系，而是因为双方存在的巨大共同利益。
琼藩藩地与合众国各行政区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的商人可以在对方的领地内经商、生活，宛若在本国国内一般，琼藩体系内，棉、糖、珠、铁、瓷等各主要产业中，合众国国有和私人企业都占据了很多的股份或者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琼藩是离不开合众国的，而在政治方面，非合众国就琼藩，而是琼藩就中国。
譬如在官制方面，明末的混乱导致科举制度无法有效组织，而军阀藩镇盛行更是让科举销声匿迹，特别是孙可望出滇抗清之后，士大夫已经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南明的军队和国土已经完全控制在藩镇手里，天子和官员已经是吉祥物的存在，琼藩也不例外。
在琼藩开藩伊始，林士章、袁时中和黄蜚三大巨头就派遣家族子侄接管了粤西所有重要的军政官位，迈出了琼藩独立的第一步，即便是两广崩溃的时候，大量宗室、官员涌入琼藩，琼藩也只是提供生存资料，连必要的待遇都不给，曾经有人乱兵打劫过琼州府城周边一村落，一连抢了七八个侍郎、尚书，十几个伯爵公爵，还有不少的朱明宗室，对待这些人，琼藩态度很强硬，要权没有，要官没有，要兵没有，要钱也没有，你若呆在琼藩，顶多给你一片立锥之地，一块耕耘之土，若是不愿，请去云贵找天子。
而琼藩的‘中国化’却是刚刚开始，在统战学堂建立之后，琼藩派遣数百名年轻学子前往济州学习军事和治政，在统战学堂在香港建立分院之后，数量更是多了，而这些学成归来的学子也快速被安插到重要岗位，军队自然好说，军令如山，旁人说不出什么，但当统战学堂政法系的学子被安置在各州府衙门的时候，引发了士大夫阶层的巨大反弹，这群十年寒窗苦读出来的进士、举人都无处安置，怎么能任用那些连科举都不曾参与的人呢？
为了这件事，林士章直接与读书人动了刀子，但在任用上，林士章还是动了动脑筋，弄出了赐出身制度。
林士章先是在琼州府开办了一个新式学堂，招收十二岁到十四岁的识字学员，毕业之后，前往香港统战学堂政法系学习、或者留在粤西担当吏员，而在统战学堂学成之后就可以选择回粤西参加工作，或者前往台北上国立大学，如此出现了初级、中级和高级学员，而林士章从永历那里要来了一大票的敕书，给所有参加工作的毕业学员赐出身，新式学堂毕业的赐秀才出身，统战学堂毕业赐举人出身，国立大学毕业的赐进士出身，生生把大明科举的表和新式教育的里结合在了一起，日后选用这些人，就按照出身来，赐进士就当进士用，赐举人就当举人任命，又胡乱塞了几个正统的举人、进士，直接奠定了琼藩主导的官员任用体制。
林士章不知道的是，这套生搬硬套的政治规矩在合众国日后收复大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最终影响了日后中华民族的考试制度，而所谓的赐出身制度最终演变成了学历制度，进士、举人渐渐演变成了学位。
而这套任用体制造成了琼藩的藩地的官员、将领大多是合众国培养的，这位日后两国的合并打下了基础，比统治阶级的融合度更高的是经济贸易的融合度，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与合众国密不可分的情况下，琼藩这个合众国第一盟友的身份坐实让人感觉放心。
类似的官员任用体制同样套用在晋藩身上，而李定国对此并无多少异议，只是要求第一批前往统战学堂学习的必须是晋藩那些将领的子侄，而在广州、惠州两地开办的新式学堂，三年内只招募晋藩子弟。
李定国不是不知道这套制度的用意，但却并未违反他的原则，琼藩利用这套制度获得了强大的军力和极高的政治效率，李定国也想如此，而他的根本原则是反清，也仅仅是反清，复明不复明的与他无关，只有朱明皇室和士大夫才会反对这类政治制度，李定国与这两者的目标并不相同。
而晋藩唯一让合众国有些不满的是去对士绅阶层的宽容，收复两广之后，李定国仅仅是抄家了广东的藩、官、将、兵，而对士绅阶层却选择了无视，即便是那些有族人在清廷为官，与三汉藩有姻亲关系的士绅，也只是收了一批赎罪银，同样是广东，潮州的士绅就是全部被一网打尽。
而李明勋更理解李定国的决策，他刚入广东又以本地为藩地，如果一股脑消灭了士绅阶层，那谁来帮他治理藩地、收取赋税，他李定国脱离西南序列，带走的只有精兵没有官僚阶层，他又不能把自己的藩地交由粤西和合众国派来的官员，至于那些腆着脸凑上来的大明遗老遗少，李定国更是不信任，还让人以假冒大明官员为由抓了一大批。
当然，晋藩与朱明优免士绅还是有着极大不同的，在治政方面，特别是赋税和土地制度上，李定国完全是拿来主义，把孙可望在云南实行的简单粗暴的一套直接用在了广东，并加以改良，晋藩兵继承了三汉藩所有的宅院和一半的土地，而其余一半作为官田分配给穷苦百姓，以得民心支持，李定国用强制性的命令把土地的地租税率降低到了一成，然后对百姓施以高税率，与云南一样，每亩出产一成归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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