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害虫这玩意，干就完事了。
要说稻螟的防治办法，其实还真的不少。
化学农药是最直接的手段，也是防治虫害不可缺少的一种药剂，尤其是在发生突发病情时，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对于嘉谷农资来说，要注意药剂的选择，要以高效低毒的品种为主。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一定要注意用量与药剂的浓度，虫害小的时候最好是挑治。
采纳物理防治也是一种办法。可用装置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或是利用性诱剂放置诱捕器诱杀害虫。但这是稻螟成虫羽化始期才能采取的措施，如今还多是幼虫，不适用！
生物防治的办法自然最环保。
稻螟的天敌很多，卵期有赤眼蜂，黑卵蜂，啮小蜂的寄生；幼虫的天敌属寄生性的有小茧蜂，病原真菌，细菌及线虫等。
因此可以运用天敌控害。维护青蛙、黑卵蜂、啮小蜂等田间天敌，充分发挥天敌的天然控害作用；或栽培诱虫植物诱杀螟虫，在路途、水沟、田边栽培香根草、苏丹草等多年生植物，诱杀螟虫。
但是目前生物防治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且不说投入，效果实在太慢了，等到生物防治起作用，估计稻螟都已经成灾了，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还有理论上最完美的微生物农药，因为微生物农药的效果是比较强的，而且毒性小，基本没有残留，在优质的水稻上理应大力使用。
除了价格！
与嘉谷农资合作的农民们面对微生物农药的账单，都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价格太高了，根本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所以综合起来，嘉谷农资只能为农民们提供化学农药服务，另外就是辅以在田埂边栽培诱虫植物以诱杀螟虫。
当然，嘉谷农资也只能兼顾与公司达成合作的种植户，其他“散户”就要靠政府了。
治虫，可以说是人类与害虫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战争就需要高度组织纪律性，而政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者，尤其在小农经济国家，只应加强，不能削弱。
因此嘉谷农资也与政府江右省政府通力合作，提供建议或交换相关信息，尽力实施统一防治，消灭防治工作死角。
这种时候就能体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对病虫害统一防治、生态防治的整体效能了。
嘉谷在岷省南开市的仙茗大米种植基地，就在江右省隔壁，但在江右省面临着稻螟灾害爆发的威胁时，南开市基本是波澜不惊。
南开市的耕地都被嘉谷纳入了统一管理，既在冬天和春耕时统一灭杀虫卵，又大规模推广“鸭稻共生”模式，稻螟在这边根本掀不起半点风浪——来多少都是送菜的。
即使有漏网之鱼，嘉谷都是采用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基本万无一失——土豪就是有资格任性。
事实上，只要看到仙茗大米稻田里的青蛙，就足以将虫害抛在脑后了。青蛙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以害虫为食，所以嘉谷在稻田中投入了适量的青蛙，只要青蛙的数量足够，比一切害虫的防治方法都要好使。
当然，放眼全国，化学农药还是绝对的第一选择。
农药每年为我国平均挽回粮食五千万吨、蔬菜一千五百万吨、水果六百万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以上，从投入产出来看，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可获得十到二十元的直接经济收益。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没有化学农药所提供的保障，我们农业的粮食安全、谷物自给是根本做不到的。
即使是嘉谷，也只能承认，就目前植物保护科学发展的水平，化学防治仍然是最方便、最稳定、最迅速、最有效、最廉价的防治手段，尤其是当遇到突发性、入侵性生物灾害发生时，尚无任何防治方法能够替代化学农药。
虽然为了减少农药使用，无论是嘉谷还是国家，都在大力推广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全面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综合利用生物、物理、栽培等措施来防治病虫害。
但除了局部有机农业生产和少数森林病虫害外，只依靠天敌防治病虫害是不现实的，国内外都是这样。
至于大家普遍担忧的毒性？
在国内，大多数人心中的农药实际是指杀虫剂，尤其是高毒的有机磷等产品。但大家还要知道，农药还包括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其他产品。现在很多农药产品的毒性，其实比食盐还低。
而且，我国在禁用和淘汰高毒农药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禁用的品种是世界最多的。所以农药产品的安全水平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只是在农村，施药人员因为直接接触农药，是健康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正常施药一般不会产生中毒现象，出现中毒症状的多为施药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同理，正确施用农药，大部分农药施用量大多为每亩地5~10克，即使有残留，其残留量也非常微量——曾有文献报道，即使有农药残留，其毒性远低于米饭烧焦的毒性。
呃，那种根本不按照标准，把农药当水用的农民可不在这个范畴内。
……
总之，在嘉谷与政府的组织下，选用了毒性较低的农药，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正确地喷洒灭杀稻螟，江右省的稻螟虫害爆发趋势很快就被抑制住了。
之所以是抑制而不是全部控制，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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