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了胡志立的大部分疑虑后，嘉谷农牧和高盛的意向开始靠近。
齐政要么大赌，要么不赌；而胡志立也倾向于同意齐政的方案。
胡志立自以为知道齐政的依仗，反而对赢得对赌拿下股份更有信心。
他承认，嘉谷农牧的生猪养殖水平是高，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嘉谷农牧还能保持相当的盈利，用出类拔萃来形容绝不为过。
但那又怎样？
对赌赌的是眼光，是营收增长率。嘉谷农牧的生猪售价就算比普通猪价高，受限于大环境，也无法肆意涨价——在高盛的判断中，现在的猪肉行情甚至还没有探底。也就是说，猪肉价格还可能继续下跌，嘉谷要在短短两年内完成对赌指标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这对赌，可以搞！
上头的老大确定了大致的方向，具体的合作细节就由下面的人进行磋商。
涉及十多亿元的对赌，当然不是齐政和胡志立两人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能达成。
除了要对嘉谷农牧的养猪场资产进行评估，在最关键的对赌指标上，高盛设计的约束条例多达上百条——高盛在这方面是专业的，自然不会给嘉谷农牧留下空子。譬如营收增长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大规模并购，如果没有限定，嘉谷如果狠心举债大肆并购，达成对赌的条件轻而易举。
高盛自然要在上面有约束，通过控制负债率等限制嘉谷农牧的盲目扩张。
类似的条例不少，这些约束条例就像枷锁，最终是套在自己身上的。嘉谷农牧当然要逐条讨价还价，争取最好的条件。
经过多轮磋商后，高盛与嘉谷农牧在此轮融资上达成了一致：
高盛向嘉谷农牧旗下的生猪养殖子公司提供2.2亿美元的低息融资，以生猪养殖子公司40的股权作为抵押，使用期限为两年。
两年后，如果嘉谷农牧的生猪养殖营收的复合年增长率低于120，债转股条例生效，高盛可按照预定转换价格将融资债券转换成为生猪养殖子公司40的股权。
而如果嘉谷农牧的生猪养殖营收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20，高盛免除一切融资利息，并允许嘉谷农牧延迟两年偿还。
当齐政在协议书上签字后，嘉谷高层包括之前不太赞成对赌的王昱业，都松了一口气。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份不对等的对赌协议——高盛输了，不过是损失一点利息，本来就是低息，而本金终究还是要还的；而嘉谷农牧输了，损失的是真金白银的股份。
但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一份不平等的协议。
但对赌从来就没有公平的——是你要找人家借钱，条件当然会倾向于债主。
那么嘉谷上下最后为什么都同意对赌呢？
一来是因为相信齐政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某人经常开天眼，至今未尝一败，折服了嘉谷上下；二来嘛，是因为真的缺钱。
不是企业当家人，不知道融资的艰难。
在国内，多少民营企业，求爷爷告奶奶，甚至是坑蒙拐骗，都找不到融资渠道——银行永远喜欢对不缺钱的人开放，至于转让股份？要么找不到投资者接手，要么被狠狠压价。
换句话来说，最常见的情况是，想卖身都没人要——相比之下，嘉谷农牧不过是付出一些风险，就能得到大笔融资；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转让部分股权，连控股权都没有失去，说出去不知道羡煞多少人。
而对于嘉谷高层来说，这笔融资的投入，着实缓解了集团的资金压力。
嘉谷农业要扩大水稻的合约种植基地，又要在远东为未来布局，属于吞钱大户；嘉谷商贸要继续投资建设粮食仓储和物流网络，也属于吞钱大户；至于嘉谷粮油和嘉谷食品饮料公司旗下的嘉谷乳业以及清源啤酒，都处于打造品牌，培育市场的阶段，能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要不是去年嘉谷资本的对冲基金利用美国飓风为集团奶了一口，早就捉襟见肘了。
哪怕这笔融资只能用于嘉谷农牧的生猪养殖，最起码总部就不需要再对今年最大的花钱大户嘉谷农牧投入了，相应的预算空出来，其他的子公司都可能因此而受益。
所以，总的来说，与高盛的对赌，称得上是各取所需。
当然，对于齐政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一笔生意。
这不，当第一笔资金入账的时候，齐政就叫来了嘉谷农牧的负责人李东亮。
“老李，高盛的第一笔资金入账了，你有什么打算啊？”
李东亮有些兴奋，在心里呐喊，还能有什么打算，当然是大建养猪场啊！
不过在老板面前，还是竭力表现出稳重的一面：“时间紧迫，我们肯定是要建大型养猪场，所以应该尽快启动养殖场选址。”
齐政点点头，赞同李东亮的说法，但他的目的不在于此：“选址很重要，但现在有个赚快钱的机会，你负责跟进一下……”
“赚快钱？”患有“资金渴求症”的李东亮眼前一亮。
……
王海是江右省的一位职业猪贩子。
猪贩子更是一个神秘的职业，所谓猪贩子，就是那些专职从事商品猪收购的收猪人。
在家家户户养猪时代，生猪交易更多是一对一模式，农户每次出栏几头猪，一般是直接卖给屠夫，屠夫有专门的运猪车，也有专业的杀猪工具，按法律规定拉倒指定的屠宰厂进行屠宰。
随着规模化养殖越来越多，开始出现一些职业收猪人，利用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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