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家们什么时候骗过人？放你的心吧，回去之后你就能跟小萍提亲啦！啧啧，之前教你算术怎么都教不会，等到分你一脚居然就无师自通了，厉害啊关大富。”
“嘿嘿，原来算数的时候，总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自然看着就像鬼画符一样。现在真算不好就要吃亏了，再一看，原来很简单嘛。”
“哈哈，那你多练练，以后不出海了还能当个账房！”
两人打趣起来，过了一会儿赵虎子也拿了几张纸出来演算了一遍，看了看算出的数字，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不管在什么时代，出海都是一件枯燥无聊且风险大的事，因此为了招募足够的水手，必须要给他们足够的利益才行。
欧洲人的激励措施非常简单直接，远洋航行的时候允许水手随身携带两个手提箱，可以装上自己采购的货物带到目的地出售。这样水手的收益就直接与船的收益挂钩了，之后在海上遇到各种状况之后才会拼命出力，毕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
而中国这边有一套更成熟的股份制分配方法，就是“百脚制”。商船的收益权被分为一百“脚”，船东、船长和船上人员分别占有不同的脚数，完成贸易后按各自的份额分配利润。一般来说，即使是普通水手也能分到一脚，资深船工更多，甚至有能分到五脚甚至十脚的。当然，占最大头的还是船长和船东。后世把参与到某件事中称为“插一脚”，就是从这种分配制度中流传下来的。
东海商社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的，直到出航前，当初从明州雇来的五个船工要求“插一脚”，他们才发现这个激励制度的问题。后来海洋部又去找张四海等以前的海盗问了一下，发现原来连海盗都有类似的分配制度，他们才认真思考起来。
最后海洋部请示了管委会，决定还是要施行这样的激励制度。毕竟这时代的人没什么家国情怀，不可能凭思想教育就跟你出海卖命，就算能强拉上船，万一在海上哗变了怎么办？就算到了二战时期，穷得要吃草的日本还要尽力保证海军能吃上大米粥呢。
一开始海洋部还是比较倾向欧洲人的手提箱制度的，毕竟简单易行，让水手自己去买货卖货，盈亏自负，不用像百脚制那样还要向水手公开财务信息，容易产生纠纷。
但财政部强烈支持百脚制。
孔嘉谊亲自跑到海洋部解释，说现在几条船都由自己人掌握，看上去向水手公开财务会比较麻烦。但想想将来，等到商社有了很多商船、开始由土著担任船长的时候，该如何监督船上的财务呢？百脚制下的水手不就是最佳的监督员？
海洋部几位大员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在南下贸易时实行百脚制了。不过也没那么大方，大部分普通水手都只有一脚，个别表现好或者资深水手才给了两脚，剩下的几乎全是东海商社的。后来李如南和岳秀仗义执言，指出海洋部的股东们冒风险出海，应该给他们也分几脚才对，这才给了船上的股东们一人分了三脚。
像赵虎子这种重点培养的人才，就有两脚的待遇。其他水手知道能从商船收益中分一脚之后，也很兴奋，连带着学习数学的热情也高了起来。
之前出海无聊的时候，股东们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水手们识字和算术，但他们总是兴趣缺缺，现在倒是肯主动学习了，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接近正午的时候，韩松把起点号上几个股东召集起来，轮流使用六分仪测量纬度，以让他们增加熟练度。
六分仪可以视作光学仪器与量角器的结合体，使用者通过上面的望远镜和反射镜可以同时看到太阳和海平线，再逐渐调节镜头的角度，使视野中的太阳与海平线重合，就能读出太阳的高度角来。
随着测量次数增多，时间越来越接近正午，太阳高度角的读数也逐渐增大。等到读数开始减小的时候，就说明正午已经过去了，此时再回顾之前的数据，找出其中最大的那个，就能确定正午对应的时间和当时的太阳高度角，从而计算出此地的经纬度来。
最终结果是现在大约是在东经121.5/北纬33.5度的地方，离出发地差不多300公里了。韩松又把船尾线轮记录的里程数据拿过来，是153海里，也就是283公里。看来这线轮记录的里程要比实际里程小一些，以后得加个修正系数。
继续行驶不停，第二天正午到达了长江口以东的海域。
韩松看了看地图。这时代长江口附近的地貌与后世很不一样，南岸倒是差别不大，但北岸后世启东市所在的区域现在尚未淤积出来，海岸线要比后世靠西得多。
根据从陈一成那里打听来的信息和文化部提供的历史资料，长江口附近的海盗以崇明岛上的朱清和张瑄为首，他们号称有五百条船（实际上大多数是小渔船），仗着对水文的熟悉，拦路收费，不服就抢，横行一时。
如果历史没发生改变的话，这朱清和张瑄后来会投靠蒙元，先是帮缺乏水军的蒙古人把临安宝物运回北方，又探出了南粮北运的海上航路，可谓给蒙古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过这朱张二人势力虽大，却也不可能控制住茫茫大海，只能守在长江口近岸必经之地上，等着往来商船自己撞过来，绝不会想到第一舰队居然从外海绕到了他们眼皮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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