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作为大明的盐业中心，其市场却是早就被山陕盐商和徽籍盐商这两大外来盐商集团瓜分殆尽。而这两派围绕食盐产业所展开的利益争斗，也已经是当地尽人皆知的事情。
在海汉盐出现在江浙地区的市场上之前，山陕盐商已经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不单单是指市场份额，而是全方位的压制，包括过去曾让徽籍盐商引以为傲的官府后台，也已经慢慢转变立场，变成了山陕盐商的保护伞。
马正平这些徽籍盐商当然也在努力抗争，但山陕盐商一手捧钱一手持枪，背后还有官府里的大人物撑腰，不管文斗还是武斗，徽籍盐商都已十分吃力。如果不是海汉强势介入扬州盐业市场，让山陕盐商不得不调头去应付这个强敌，那可能徽籍盐商在不久之后就真的会被彻底排挤出去了。
海汉派人在扬州出手除掉了山陕盐商麾下的火枪队，这让马正平等人终于看到了翻盘的希望，联手海汉对抗老冤家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可行性较高的选择。马正平两度来舟山商议合作事宜，也正是为了能把海汉拉入己方的阵营——当然实际上是谁进入谁的阵营，或许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
海汉的合作前提就是要让海汉盐进入以扬州为中心的盐业市场，并通过扬州盐商的分销渠道进入大明内地，所以才会提出了让徽籍盐商按比例从海汉购入食盐的合作方案。
但徽籍盐商担心这种操作会被竞争对手举报，毕竟贩售私盐这种事做得说不得，以前私盐是在大明境内制作，牵涉的利益方甚多，也没人会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但如果货源地换作了海汉，那对手可就没有什么忌惮了，一旦被揭露出来就给了官府动手的由头，到时候徽籍盐商不免就将会陷于被动境地。
马正平没敢直说，但杨运显然已经想到了这一层，直接点明了他所顾忌的状况。
“官府站哪边，无非是看哪边能出在海汉的立场上，杨运的发言自然是霸气十足，无可挑剔，但马正平作为当事人，却不得不去考虑更多的因素。毕竟顶在扬州做事的是他们这帮徽籍盐商，而不是可以凭借武力解决问题的海汉人。
答应杨运的条件也就一句话的事，但马正平知道由此可能会造成的麻烦，解决起来却不会像杨运说的这么轻松。
要论财力，徽籍盐商其实也不差，但官府人脉的经营，有时候不仅仅只是靠花钱就行的。对头除了花钱之外，更是从天启年间就开始想法设法地与上层人物联姻，资助那些有功名的文人，花了一二十年时间，慢慢打造出了一张官场人脉网络。徽籍盐商虽然也有类似的做法，但却不如对头做得用心，取得的效果自然也就差了很多。
所以一来二去，山陕盐商靠着悉心经营人脉，逐渐在地方官场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徽籍盐商想改变这样的局面，却并不是多送些银子出去就行的。海汉人可以不计后果地使用武力手段解决眼前的冲突，但待在扬州面对当地的官府并要为此承担责任的却是徽籍盐商。
“杨大人，非在下不肯与贵国合作，实在是我们尚有为难之处……”马正平知道这事中间的利害关系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只能先向杨运表明自己有难处。
杨运道：“有问题就要想办法将其解决，你口口声声说有难处，那我问你，你有解决方案吗？想和我国合作，那就得拿出足够的诚意来，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你觉得这个合作伙伴的位置还轮到你们徽籍盐商吗？”
杨运这番话就说得相当不客气了，饶是马正平老成持重，被这么近乎训斥的语气数落一番，也不禁有些脸皮发烫。若不是如今徽籍盐商处境不利，有求于海汉人，他大概已经拂袖而去了。
但马正平又不能拉下脸跟杨运争个输赢，只能喃喃辩解道：“杨大人，我等盐商终究是要在扬州讨生活，得罪同行还好，但若是得罪官府，那日子就不好过了！”
听完他的辩解，杨运的态度稍稍缓和了一些：“马老板，我们能够体谅你所面临的困难，也准备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你解决这些困难。关键是在于你们自己有没有信心，去打败你们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背后的靠山！我国过去在南方曾经遇到过很多不愿合作的官员和商人，但那又怎么样，螳臂当车者，都被碾为了齑粉，最终这些人也只能在大势面前让出一条路来。”
杨运并非吹嘘，海汉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操作实例可供参考，特别是在两广和浙江沿海，几乎每个州府都会有一些顽固不化者试图与海汉对抗，但不管是财力还是武力，这些地方势力都跟海汉相差太远，所以也只能一一败下阵来。
扬州盐商虽然财力出众，但在海汉官员眼里，也仅仅就是一群比较有钱的商人罢了。虽然有一些人从海外弄到一些火枪并组建了私人武装，给海汉的盐业生意制造了一点麻烦，但也不可能阻止海汉将销售渠道延伸至扬州盐商的传统势力范围。
杨运大致知道前次军方和安全局联手派人到扬州采取武力行动的内幕，虽然己方在行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死伤，但结果无疑是海汉大获全胜。所以杨运认为如果扬州两个盐商阵营之间的冲突变得激烈了，那海汉军方也可以择机再次介入，帮助徽籍盐商打击竞争对手。
但如果徽籍盐商连半点风险都不能承受，那是否值得与其合作就要重新商榷了。杨运虽然很重视盐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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