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会上的混乱情况，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就说一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吧。
广州府光复之后，从西江下游，珠三角一带逃来了很多难民。他们大多是各地的官绅富商们，也有许多听信谣言，略有薄产的百姓。以为逃到肇庆的总督驻地会安全些。都是拖家带口，带着细软乘船逃难。招募来的水勇，很多过去都是江上的水匪，他们和水师的兵痞勾结起来，在羚羊峡里拦截从三水一带逃来的船只。**掳掠一番之后，把人全部杀掉，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我亲眼看到有个兵痞打劫回来之后，得意洋洋的抓着一把金银饰向我们炫耀，里面夹杂着许多长生锁片，上面还粘着血。
这样惨无人道，杀戮妇孺的暴行，当时居然能引起许多袍泽的“羡慕”，许多种了一辈子地老实巴交的兵丁，就这样被诱惑走上了杀人抢劫的道路。有几个我儿时的玩伴就此沦为兵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后不但把命送了，还连累了家属沦为匪属。旧社会它不仅会吞噬人的生命，还吞噬了人的良知。
这种混乱黑暗的日子我愈过不下去了。于是我更期待伏波军的到来了，天天数着日子，恨不得明天伏波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下肇庆，把那些硕鼠们一网打尽。
黎明前的黑暗总是短暂的，在广州解放一个多月后，新历4月2日那天中午，鸡仔叔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伏波军准备打肇庆了！叫我做好准备，“千万不要给朝廷陪葬。”我说：“鸡仔叔你放心，我都记着呢。官儿们叫我去冲锋，我就跑得慢慢儿的，等官军败了，伏波军一打过来，我就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鸡仔叔见我都牢牢地记着，放心地点了点头，又忙他的去了。我赶紧去串联几个一起去当兵的同伴，把投降的事情都商量清楚了，他们一致同意不能给伪明当局殉葬，到时怎么做唯我马是瞻，只要活着回家就行。说实话，我不管在伪明还是伏波军，我都是个军人。作为军人，打都不打就举手投降毫无疑问是耻辱中的耻辱，再怎么粉饰也是徒劳。可我从来不为我当时可耻的投降决心而后悔。作为自省的结果，我敢说，我参加伏波军后，在战场上再也没有后退过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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