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场上点起亮堂堂的松明火把，人员按中队集合。
黑板是就地制造的，木板涂黑墨，要么就是大户人家的画案、八仙桌的桌面来凑合。只有粉笔是从临高送来的――运送木盆、粉笔这类“非作战”物资让洪部长叫苦不迭：这些东西大大增加了后勤补给转运的复杂度。
教官是在梧州的归化民干部和军官，至少都是乙等文凭的持有者。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扫盲。
这个时空的识字率本身就不高，普通士兵大多出身社会底层，文盲比例极大。按照入伍时候的初步调查，大部分士兵的文化水平只能认出自己的名字：当然这名字还都是极简单的陈大王十五之类的。
总参政治处的魏艾文在发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要在文化教育的同时潜移默化的进行“政治教育”。为此，真理办公室和政治处专门编撰了专用的《军队文化教育课本》，并且每年根据时势变化进行修正。
最新的《课本》内容里加入了为了大陆攻略而特意添加的诸如：“一定要拯救受苦的同胞”、“被欺压的百姓们起来迎接元老院”、“推翻伪明暴政”、“元老院来了有饭吃”之类的标语类的示范句――士兵们学会了可以直接当标语刷在墙上。据说这个主意是解元老出的，解元老又是个特别喜欢谈“宣传的作用”的元老。所以特别交代钱多：对国民军的文化政治教育要抓紧。
初步的教育是扫盲训练，从教授简单的基本用字开始，再逐渐讲授一些和军事、政治有关的词语、短句。算是循序渐进。
然而对被训了一整天又才吃过饭不久的国民军新兵来说，文化学习不啻于一种催眠曲。没过几分钟，便有人打起了瞌睡――少不得又被教官用军棍打醒，还要罚站着听课。
于是整个操场上到处是挨军棍的士兵的惨叫声和教官的斥责声，混合着此起彼伏的哈欠声。
一堂课三十分下来，大多数士兵字一个没学会，倒是又挨了不少打。
一声“解散”，让睡眼惺忪的大头兵们如蒙大赦，赶紧回去睡觉。
杨二东因为打瞌睡，被罚着站了半小时，也就跟着打了半小时的哈欠，眼泪鼻涕都出来了。浑身又酸又疼，只觉得眼前模模糊糊。“先生”的身影在桌子前面晃来晃去，就是看不清也听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连“解散”都没听到，总算李普惇拉了他一把，才算回过神来进屋睡觉。
折腾这一天个个都累得沾；铺就睡着，结果在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营地里便吹响了起床号，对起床号还很陌生的士兵们大多没有及时反应过来，直到集合鼓的“咚咚”声才把人从铺位上叫了起来。
于是三个中队又在操场上站了半天军姿，在腿脚抽筋的痛苦中外加无情的军棍笞击――谁要是叫出声来还会被教官额外赏上一脚和“像个娘们”的评语。
当兵当成这样，让这些新近入伍的士兵们叫苦不迭，虽说大明的官长也打人，打的也更狠，但是平日里毕竟很少操练，不见官长的面自然挨打的机会少得多。这澳洲人的军队官长天天在眼前晃荡，时不时的一个命令出来，听不懂发愣就要挨揍。
人的潜能是无穷的，很快，听不懂教官口音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每天是无休无止的队列训练：听号声起床、整理内务、集合整队、体能训练、吃早饭、队列训练、吃午饭、队列训练、吃晚饭、文化课、再去操场上集合整队跑上几圈，最后列队回宿舍睡觉。日子枯燥又难捱。
“咱们都成了拉磨的牲口了！”李普惇暗中在士兵们中间嘀咕。每天除了吃和睡觉就是在操场上走个没完，惹教官看得不爽还要加倍来个“夜间操练”或者“夜间紧急集合”之类的花样来折腾士兵。
最可怕的还有“考试”，从最简单的写自己的名字开始，到抽背《伏波军纪律条令》；《战阵训令》、《军人手册》……再到背诵真理办公室编发的三篇重要理论文章：《圣船与晨曦》、《元老院是华夏人民的唯一**》、《元老院是*****的启明星》。
这三篇文章虽然不算太长，但是通篇都是“新话”写的，还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新名词，即使是读过十多年书拿过秀才功名的传统文人来说念顺念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何况这些写名字都困难的文盲士兵。所以各中队都是采用小学生式的领读一句，跟读一句的模式。不管你懂不懂，先背熟了再说。背不熟的，照例有军棍和站军姿侍侯。
整训成了士兵们的噩梦，以至于在整训间隙的执勤成了大家最巴望的事情。站岗、巡逻和充当建筑工并不是什么好差事，不过这日子比在教练场上战战兢兢的好多了。要在大明当兵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要“开拔”，如今大伙对“出任务”、“打仗”反而有种莫名的期待――打仗再凶险，好歹是死是活来得痛快，这没日没夜的**才真是度日如年。
终于，这出任务的日子到了。这天钱多接到了朱全兴发来的命令，要他立即派出一个中队前往封川县城一带。在陆地上护送运输船队。
从梧州往下，到封川县城之间的西江江面上，有一段浅滩，这段浅滩不但险而且浅。以至于内河舰队的浅水炮舰都无法逾越。只有吃水不超过1米的炮艇才能通过。
原本局势虽然紧张，沿岸不时有袭击发生。但是运输船在西江航道上航行却无太多危险：从三水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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