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部队后我们的轨迹完全不同。他下去当排长，一年后提成副连长，后来是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直到到军部当作战参谋，才把“长”字卸下。我开始是在营部干文书，后来在团政治处当干事、师政治部干事、军政治部干事，与“长”无缘。
我属于“文艺青年”，学的是无线电看家本领，做的却是文科生的事情，经常要整几句，承担起部队的宣传工作，把部队训练情况、官兵思想动态等写成材料向上级汇报，有时也发给军报、解放军画报等报刊。部队一个独立营赴西南前线换防，我随之前往，呆了大半年。那段时间我重点对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进行深入调查报道。我在边境线我方村落见过一个男孩，他只有一只手、一条腿，他告诉我他在村外的山上刨竹笋，刨到一个铁疙瘩，后来铁疙瘩爆炸了，后来他就成了现在的样子。看他小小年纪，我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通过军用电话告诉旷庆，他那边妈的狗日的骂得一塌糊涂。
那次因采访报道成绩突出，上级授予我三等功。回来后我开始研究战争史，撰写理论文章。我有篇《对法西斯策动二战根源分析》受到国际军事理论研究界的关注。我因此立了一次二等功。立功受奖是对我的肯定，我很满足。但旷庆不满足，“屁，才二等功，低了。叫我写，三天憋不出一个字来，你小子脑子好使。”
我到军政治部后增加了一项新的工作，就是给甘主任写稿子。最近一次他要去一个团作报告，命令我为他准备稿子。关于帮主任写稿子我一直心里嘀咕，你是主任我是干事，我写的是我的想法，哪能有你的高度？一稿送上去，被打回来，说不够深刻。接着二稿、三稿，我把原先写的《和平时期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特点》、《面对现代化战争官兵精神准备》等几篇发表文章的内容揉进去，总算过关。那天，他在台上作报告，全团官兵在台下听，我也在听。我一边鼓掌一边心里好笑，自己写的东西别人念给自己听，还要给自己鼓掌，什么事儿。甘主任后来问我他的报告作的怎么样，我说不错呀，掌声雷动。他冷眼看我，“杨干事，要注意戒骄戒躁啊。”
旷庆找我喝酒，说大头你别太书生气了。我说，喝酒喝酒，别的不提。
晚上我们去操场看电影。
我们各自手里拿着一个小方凳，向操场走。
道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在微风中摇曳，婀娜多姿，看上去是那么让人舒爽。
一支支队伍在带队指挥官带领下，整齐喊着“一、二、三、四”，向放映场行进。跟我们一样，指挥官和队列里官兵们左手都夹着一个小方凳。
队伍到达指定位置，指挥官喊，“踏步……立定！”
“注意了！放凳子！”
唰！
“坐下！”
唰！
整齐划一。赏心悦目。
旷庆原先在连队时经常喊“放凳子”。如今担任大参谋，早不干这活儿了。而我从穿军装起，自始自终没在队列前当过指挥官，倍感遗憾。
我建议我们到银幕背面看。旷庆瞧瞧我，跟着我走到银幕背后。
“注意了！”
旷庆愣了一下。
“放凳子！”
旷庆把凳子迅速发下。
“坐下！”
唰！
终于过了把当指挥官的瘾。
旷庆笑。
小时候妈妈学校操场上也经常放电影。操场上老立着两根柱子，放映员把银幕往上一挂，离银幕三四十米远把放映机一架，天色黑下来就放。都是些战争片，《南征北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什么的，来来回回老是放这些电影。我和小朋友们喜欢到背面看，这边除了我们几个几乎没别人，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肆无忌惮地模仿。有次放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们几个都踮着脚尖“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前进了一个晚上，结果我布鞋前头磨出一个大窟窿，大拇指都露出来了。单思敏走一会儿就喊不行了不行了，脚疼死了。模仿是为了表演，家里晚饭后经常是我表演电影时段，受到的欢迎是广泛而热烈的。舅舅叼着香烟乐呵呵地看。杨老师总是一边用五根齿的指梳梳理头发，一边滋滋有味地欣赏。他这个动作是标志性的，兴奋的时候出现频率很高。难怪，那次那个找我聊美术的女军人缕头发时我愣了一下，觉得哪里有点熟悉了，多半是大脑里个别细胞努力工作找到了匹配点。不光是模仿演电影，我还模仿单老师。单思敏总是要我去她家玩，说有新小人书看。有次去她家，碰上单老师在画画，我觉得有意思，就一旁看。后来我主动要求去她家时玩，单老师画画，我边上看。后来干脆问他要张纸、要杆笔，他画一笔我画一笔。慢慢地我画画的水平就到了还有女军人跑到我家里向我请教的程度。
电影结束时，我对旷庆说我准备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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