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甚至家事也不能随心所欲，因为皇帝的家事即是国事，皇宫妃嫔虽不少，但赵祯最宠的是张贵妃，一直想晋升她为皇后。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制度制约下，每次提议都被驳。张贵妃不仅没有晋封成皇后，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一虚职的事也成为泡沫。这天，宋仁宗上朝，张贵妃提醒他官家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情，赵祯一口应承下来，结果在殿上，包拯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连唾沫都溅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若无其事，收回了成命。包拯胆大包天，仗义执言，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但宋仁宗置若惘然，全部都一一采纳，从未怪罪。包拯大人病逝之后，仁宗亲临吊唁，还专门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宋仁宗心胸也特别宽广，海阔天空，肚子能撑船，大气磅礴，从未兴过所谓的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道听途说一些朝廷的小道消息，心生不满，于是仗义执言，在试卷里大笔一挥：“我在路上听别人说，我们官家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大宋的考官们集体震惊了，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胡说八道，胡言乱语，无缘无故诋毁当今圣上，为大不敬，应予严惩。赵祯却轻描淡写的说了句，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不但不惩罚，反而还大力嘉奖。
当时四川还有个读书人，也是一日突发奇想，献诗给cd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cd别是一乾坤”，这是多么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言论，cd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煽动造反，发布反动言论，造谣生事，要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此人应予以严惩，赵祯却淡淡一笑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不足挂齿，怎能因此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当吧。”于是这老秀才因祸得福，被授为司户参军。倘若这些事情发生在朱明王朝和文字狱比比皆是的满清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可想而知，不可避免的。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赵祯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赵祯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赵祯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因此柳永非但不生赵祯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大家如此称道仁宗之治，赞不绝口。“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北宋学者邵伯温这说：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北宋政论家陈师锡：“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连大奸大恶之秦桧都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嘉祐之治”振古无及。元人修《宋史》，赞叹道“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明末大儒王夫之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宋仁宗不仅对大臣是宽容爱护，对百姓也是如此。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以至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州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其周长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于是宋仁宗因为皇宫太小而计划扩建。不过当时宫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其实拆迁在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不过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之事，不过北宋可不那么简单。于是宋仁宗派大臣与皇宫附近的住户商量拆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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