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金钱万能，”骆闻舟神色冷峻，声音却懒洋洋的，用介于玩笑和正经之间的态度说，“你这个同志的论调很危险。”
“不万能，那只是因为你钱不够多，”费渡神色不变，话音一转，“陶然呢？”
“承蒙费总给我们指路，”骆闻舟说，“就是指路的方式有待商榷，无法作为呈堂证供，我只好把他派出去找能用的证据，不然你们拉来的律师等会逼我们放人，我们是放还是不放？”
他这段话语焉不详，活像在对暗号，倘若隔墙有耳，大概也得听得云里雾里的，费渡却知道他在说那烟头的事——烟头虽然被他及时捡回来，终归却是来历不明的东西，即使骆闻舟愿意信任他，合议庭也不会，警方只好顺着这条线索去找其他的痕迹。
“就算我不碰，你们也来不及拿回来，到时候连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死者都确定不了，”费渡一耸肩，“有个人跟我说过，‘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不过能不能拿到，就靠双方的运气了，你们这次运气还好吗？”
骆闻舟倏地一愣，脸上的试探、戏谑与隐约的针锋相对立刻荡然无存，有一瞬间，他嘴角甚至有些紧绷。
骆闻舟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里的烟，想起了什么，又放了回去。
两个人之间顿时沉寂下来，谁也没看谁，只是隔着大约一米的距离并排坐着，像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门窗都是锁好的，所有房间都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当时那年代里最先进的安全系统完全没有被触动。”骆闻舟突然开口说，他声音很低，语速却很快，好像这些话已经背诵过好多遍，能像顺口溜一样一个标点符号不错地说出来。
“她当时化了妆，换了衣服，甚至放了音乐，现场有某种仪式感。身边的书桌上有摆放好的遗书，经鉴定，笔迹确实属于死者本人，写下那封信的人有明显的抑郁倾向，这与她日常服用的抗抑郁药物情况也相符。死者本人是成年人，本身并无重大伤病等导致其机体不能自主的情况，体内没有检查出足以致人昏迷的药物，身上也没有任何抵抗伤——这是我们当时收集到的全部证据，你是报案人，你比我们更早接触现场，除非你想告诉我，你当时隐瞒了什么证据，否则这就是毫无疑问的自杀。”
费渡没吭声，他的坐姿看起来十分放松——两条腿交叠，上身微微前倾，一只手随意地搭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拎着个已经不再冒热气的纸杯，修长的手指在杯口上以某种节奏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好像空气里弥漫着某段别人听不见的乐曲。
“我当时对你说，‘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只要它是真实的，没有痕迹支持你的想法，你再怎么相信，那也是在臆想中钻牛角尖’，费渡，你可能有某种直觉，但我们是不可能靠直觉办事的，我的直觉还每天告诉我自己能中五百万呢。”骆闻舟的目光在费渡的手指上停了一下，接着，他用近乎冷酷的客观语气说，“而且你知道吗，国外一直有种理论，说一个人如果想自杀，她可能会突然用某种方法对亲人表白——她的表白，你当时也听见了。”
费渡的手指倏地凝固在半空中。
骆闻舟伸长胳膊，从他手上抽出纸杯，放在一边：“你要是想跟我聊那件案子，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不过不管是谁的判断，那都不重要了，人死七年，盖棺定论，相关证据已经湮灭，我说句不好听的，她重新投胎都已经上小学了。活人可以念念不忘，那是情感寄托，但执迷不悟，那就没有意义了。”
费渡保持着原来的坐姿，一动不动，像是已经成了一座雕像。
这时，张婷和律师并肩走了出来，费渡的目光这才轻轻一动，原地冒出了一缕活气。
“我不接受你这个结论，骆警官。”费渡开了口。
骆闻舟听了这句话，并不觉得意外，只是耸了耸肩。
费渡一整衣襟，站起来迎着张婷他们，低头看向骆闻舟，他脸上没有一点笑意，眼神甚至有些阴沉：“但是你的忠告未必没有道理。”
骆闻舟吃了一惊，然而费渡说完这句话就重新扣上他风度翩翩的面具，陪着张婷走了，没再和他有什么交流。
费渡刚替张婷拉开车门，就看见市局门口停下一辆警方牌照的公车，司机先行下车，朝市局指了指，说了句什么，接着，一个瘦小的中年女人踉踉跄跄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她张着嘴，一脸畏惧与茫然交加。
她手指紧紧地按在车门上，花布的裤子顺着她两条麻杆一样的细腿上垂下来，瑟瑟地轻轻摇晃。
开车的司机回手带上车门，半扶半推地带着女人往燕城市局里走。
女人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着旁边人的手，哆哆嗦嗦地走了几步，忽然缓缓蹲下，发出了一声喘不上气来似的抽泣，继而停顿片刻，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路过的人无不驻足，有些甚至拿出了手机。
费渡的眉头轻轻一皱，听见律师在跟张婷喋喋不休地说：“他们所谓的‘重大嫌疑’根本没什么证据支持，张小姐，你放心，我留在这里盯着，等到了时间，他们非得放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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