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七月份开始，魏承恭就接到了一个任务：带上这十多个战士，还有那些播映器材，给乡亲们“送文化下乡”。
所播放的内容主要是日军的种种罪行——不用说，这是在为战略转移作舆论准备，为的是走的时候，能给根据地的人们一个交代。
而魏承恭也非常乐意于这个工作。
效果非常好。其实早在两三年前，9·18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在根据地中大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狠残暴，然而一来**此时掌握的材料远没有后世归纳总结的那么详实，二来光是靠嘴上的空口白话，哪里比得上图像视频来得直观真实？
稍微有些麻烦的是，虽然是在根据地里，依然有很多群众不明白电影是一种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还要先给这些人说明一下电影是什么——在这一方面，魏承恭这个现代人跟那些根据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起来，丝毫没有优势。
遇到这种时候要多费一点周章。一般的做法是先播放一些比较轻松的故事片，比如剪辑过的《小兵张嘎》，《鸡毛信》，《王二小》，《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剪辑主要是去掉作品中的年月记录，以及主席语录之类的东西，目的当然是防止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借这些片子给根据地的民众说明什么是电影的同时，也灌输一些抗日思想，之后才开始宣传日军的罪恶。
不用说这个工作很重要，所以执行这个任务的也不只是魏承恭他们一支队伍，而是五支。为此还特意从2016带来了四部投影机和笔记本（之前开列的单子主要是一些大批量的物资，像这种小零碎就不多说了），连之前魏承恭带来的一套器材一起，总共组织了五支放映队，逐村给根据地的人民宣传。三个多月下来，五支放映队足迹遍布根据地的十多个县几百个乡村。比较成功地给根据地的群众们灌输了“北上抗日”的思想。
“日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大敌，从这些影片记录里面，乡亲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他们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常凯申那个没骨气没祖宗的家伙，竟然下令他的军队，不准抵抗这些凶恶的日本人。因为他这不准抵抗的命令，我们已经丢了东三省。眼看着又要丢掉华北，将来肯定还要一步步丢掉华中，华南……我们根据地肯定也不能幸免。
怎么办？难道就坐视这些小日本的势力一步步扩大吗？大到将来完全没有办法抵挡吗？不，常凯申不抵抗，我们红军来抵抗。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有救。为此我们中央红军，在近段时间，将要开赴抗日前线，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争取把这些豺狼挡在离我们尽可能远的地方，阻止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等到我们的力量足够的时候，就把他们从我们中国赶出去。
我们红军开走以后，不用说，那些白狗子会回来祸害乡亲们。这一点上，是我们红军对不起乡亲们，要请求大家原谅。为了减少乡亲们的损失，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安排，不过这些安排并不能保证乡亲们完全不受白狗子的祸害。所以我们要请求乡亲们，不要跟白狗子们硬抗，戒急用忍，尽可能活下去。
活下去，想尽办法活下去。我们答应乡亲们，五年，只要五年（在不知道西安事变是否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发生的情况下，把这个时限放宽了一些），如果形势好的话，只要三年（这是把西安事变也算在内了），形势就会发生变化，苦难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
几个月来，这是魏承恭和根据地人民说得最多的一番话。每说一遍，他就觉得心安了一点——这也是他乐于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
“这孩子，是抱着‘紧迫感’在从事这项工作。”
魏承恭的活动一直都受着中央的关注。对于他在“送文化下乡”活动中的表现，在一次闲聊中，主席对总理如此评价道。末了，向总理道：“恩来啊，你要注意开导一下，他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啊，我也注意到了。”总理赞同主席的看法，却又为难道：“稍微纠正一下，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把我们的老乡们都视为亲人朋友，却又知道了那个巨大的伤亡数字，对于不能挽救更多的亲人朋友们而感到‘愧疚’，同时他也是抱着这种‘愧疚’感在工作，想要救出尽可能多的人——其实我已经一再跟他说过，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救下很多人，他没有必要感到内疚的，只是这孩子……”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活得有些沉重啊。”
“虽然沉重，但是是个好孩子。”主席掏出一支烟，点上：“如果，我们的后来人都是这样爱国爱民的好孩子，我们也就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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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离别跟往常有些不同。
在确定魏承恭确实可以往返于两个时空之后，各位领导人对于送他回2016就不是很在意了。又不是生离死别，远隔万里，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又见面，既然如此又何必效那小儿女之态。
因此，这几个月回去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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