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这里，红军得到了最急需最万能的资源——人员。
从26日开始，五天时间。红军在各个县乡扩红了大约四千三百人，编成了四个补充团——当然，这些人暂时没什么战斗力，也不会参与战斗。这些人要等三军团跟中央汇合之后，再根据各个部队的损失情况，补充入各支部队。
这些人员暂时不是很可靠，估计在三军团归建后，想家的人会陆续逃跑，不过肯定也会有不少“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坚决”的人留下来。
按照红军的经验，基本上，按照最后留存下来的可能性，参军的人可以分成几类
第一类是城镇里的小市民阶层。这类人很不可靠，一般来说十个人里面大约只能留下来一两个；不过这类人见多识广，心眼活泛，而且大多有一技之长，甚至还受过一定的教育，能胜任技术工作。所以即使留存量不大，红军也本着广撒网，多捞鱼的想法大量招收。
第二类是农村里的农民。以各乡村的赤卫队员，游击队员们居多。
这类人其实也不是很可靠，他们容易想家，也就容易开小差，一般三个里面能够留下来一个（原史中，红军长征之际把大量赤卫队编入正规军，但是这样“扩红”来的士兵出现了大量的逃兵。这个故事里，根据地的红军从四月份起就没有跟敌人死拼，再加上世界第一流的伤愈率，红军得以保证了数量和战斗力，就没有在根据地大肆“扩红”）。
不过这类士兵受过一定的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在技战术上是比较优秀的，而且服从性强，容易培养成为合格的士兵。
第三类人留存率非常高，一百个里面也难得有一两个人逃跑，这就是各个县乡在押的罪犯。
这类人又可以细分一下。
一类是政治犯。这个就不用说了，不论是真的政治犯（绝大部分是红军的探子。这类人胆大心细，而且有坚定的革命斗志（没有坚定革命斗志的，早都投降了，在外面活得很嗨，肯定也不会在监牢里呆着）），还是假的政治犯（绝大部分是被诬陷的，通共实在是个很好的诬陷人的罪名，被诬陷的人无论认不认罪，基本都出不来了），都意味着他们基本只能跟着红军走——在国党的监狱里就只能等死。
另一类就是刑事，民事罪犯。这年头的司法黑暗，冤假错案非常普遍，越是好人越是容易被下狱。而下狱的，当然都对**的国民政府充满着失望和愤怒。这类人也会想家，可是要说逃回家里……逃回去干什么？再被抓一次吗？
不过，这种人虽然比较容易留下来，但是除了那些真正的政治犯之外，组织性纪律性什么的就不用说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真正融入红军。虽然如此，对于什么都缺的红军来说，这些人力资源依然是非常宝贵的。
当然，也不是说是个人红军就要，对于那些真正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怙恶不悛的山贼土匪，红军还是敬谢不敏的——而且还杀了一批。
12月2日，彭部甩开即将被攻陷的长沙，甩开刘建绪部，干脆利落转进益阳，在益阳虚晃一枪，开始沿资江，沅江西进，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突然加速，向西北方开进。而贺龙所部开始对大庸一线守军展开试探攻击，看样子，是想要接应中央红军进入湘鄂川黔根据地。
为阻止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常凯申不得不命令薛岳部，周浑元部急速西进，前者楔入两部红军中间，后者紧随中央红军不放。常凯申并命令何键（其实是把命令下给了刘建绪），命其在稍作修整后，即率军西进，参与围剿；同时，命令张学良部，派兵南压，企图再次形成包围围剿态势。
由于中央红军各部军团西进速度非常快，薛岳部和周浑元部也不得不加快了速度，即使如此，在三天的行军速度较量之后，也败下阵来，各部异常疲惫不说，而且跟前方红军的距离拉开到一百里左右。
12月5日到6日，彭部红军与贺龙所部两面夹击保靖，不胜。彭总所部在跟贺老总所部进行了少量物资人员交换后，转向南进。二、六军团准备不足，暂时还无法跟随长征，撤回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的时候足足准备了小半年）。
这里要稍微说两句贺老总所部二、六军团。贺老总所部在鼎盛时期，正规军曾多达三万，地方武装近二十万。但是因为夏曦三次肃反，在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数量减员（数量一度下降到只有几千，甚至在红军中出现了“枪比人多”的现象）的同时，也造成红军离心离德，战斗力低下，无力反抗国党军的围剿，被迫一再转移根据地（说是根据地，其实比游击区好不了多少）。
此时夏曦死去未久，而红军因为转移到新根据地的时间不长（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4月份，也就是魏承恭第一次到来时，被迫从湘鄂边境转移至鄂川边之黔江、酉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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