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他对易续如此消极的看法，讨厌他如此冷静地浇灭我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但我还是压住脾气问：“我们该怎么找？”
“排除法。这里不可能，男死者的住处不可能。”
男死者搬到长沙是四年前，我们已经大三。易续的妈妈用摄像头监视他的回家时间是从我们的初中时代开始的。警察并没有发现摄像头的存在，可能有两个原因：
1：阿姨在外租了个房子，长沙许多的租房合同，房东为了避税或者其他原因，并不会去政府部门登记。
2：警方一定调查过阿姨身前的行踪。从我们初中甚至更早，阿姨就有电脑放在那个租房里，这几年因为恋爱，很少再去租房。特别去世前这几个月，没去过。
这也带出了另一个让人绝望的可能性：四年前一恋爱，房子不租了，电脑也收了，只是这个摄像头忘了拆。
“不是没有希望。”市律师冷静地说：“女死者死前正准备做心理治疗，她的心理疾病应该跟这个摄像头有一些关联，疾病不除，电脑和摄像头应该都不会拆。”
那位网管用自己带来的仪器测了测，说：“终端依然有无线信号。”
市律师当机立断：“我们得抓紧，案发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万一房租是每月一交，房东在我们找到之前破门而入，把电脑里面的东西删光了，占为己有，甚至卖掉了，那就麻烦了！”
看守所的小毛还是小田说过，他有一个哥们在交管局做事。长沙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有监控，我们可以调监控资料看，阿姨一个季度总得去一次租房吧？打扫打扫卫生，而且电脑内存总得清一清吧？
可是市律师说看守所的人知道就等于行政大队知道了。他会解决调看监控的问题。只是监控网覆盖的范围也有限，为了防止漏洞也争取时间，同时要用另一个方法，找至少30个可靠的、嘴严的人，全长沙地毯式搜索。
“易续有许多一起踢球的老同学。”
“都不可靠。你去找一个私家侦探社，只告诉他们要找到这个人租的房子，签保密协议。”
“行，多少钱？我去取！”
“私家侦探社你自己去找，钱你自己取，自己给，不经过我的手也不进我的账，跟我没有丁点关系。”市律师显示出与马律师截然不同的办事风格，说，“我负责在交管局调资料，你负责在地面搜人。”
从易续家出去，我再次给张衣打电话，她开机了。我说我现在坐车把身份证送去医院，她说她也不在医院，让我后天早上十点再送过去，就算天上下刀子，也不许放鸽子不许迟到，不然就绝交！我说好。
鉴于我之前找马律师的重大失败，这次我寻求了爸爸的帮助，他认识的人多，交际广，生活经验丰富，看人比较准。
我们在他一个老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私家侦探社，他们答应派出30个人，5天内把长沙翻过来。按标准收费应该是七万五千，他是熟人介绍的，给了个折扣，六万。
又是六万，就算是刷易续的钱，我也觉得肉疼！我心里还是有点责怪市律师，他如果跟我一样相信易续，不维护他近乎刻薄的理智，同意报警，警方一定更迅速、有效地完成这件事，至少视像资料调得更顺利，市民也更配合，还不用花这么多钱！易续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的啊！
我把易续的□□从钱包里往外一抽，只有半截！再看其他的两张，也只有半截！连抽三张半截卡，把侦探社的工作人员都抽笑了。
我慌了，soeren又剪我的卡了？
再看我爸，已经沉着地刷了他的卡。
走出侦探社，我爸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那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钱。爸爸从你大一开始给你存留学的钱。你打工挣了一半的生活费，就节省了差不多五万块。你出去的这两年，我又给你准备以后的嫁妆，也已经存了五万。其实本来不止这些，这次跟你妈出去旅游，带她吃好的玩好的，她这辈子第一次出国，我不能紧抠着她，她也是别人的女儿是不？”
我明白了：“爸，卡是你剪的？”
“是。”我爸说：“你要救你的男朋友，我要救我的女儿。”
“救我？”
我爸轻轻拍着我的后脑勺说：“你从他卡里用掉的六万块我已经还回去了，还有从他家里拿的十几瓶酒。他的手机、钱包和电脑，我明天会交给那个市律师。爸爸希望你头脑清醒一点，感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你拿他的钱用他的东西都是违法的。我不介意你卖我的酒、卖妈妈的首饰、卖家里的家具，就算把房子卖了，我们最多租房子住，哪儿不能生活下去？可是你有一天要蹲到牢里面去，我就一万个介意！孩子，家可倾、产可荡，人，不能自取灭亡啊！”
我想起了那位老人家。
有次我去看守所，远远地看到那位瘦弱的老人家又背着个大袋子、步履蹒跚地往这边走。终于我决定去帮他。
“我帮您吧！”我跑过去说。
他戴着薄薄的灰色粗布帽子，帽檐已经被磨损得发白，脸上的皱纹和斑密密麻麻，衣衫外套也是陈旧的，手背上的血管高高凸起，像是风再猛一点，就能刮破一样，浑身上下每一处都被岁月残酷地留下了痕迹。他眼神没躲避我，却也是无神的，嘴唇哆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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