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少数民族柔然而设置了所谓的“六镇。”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镇名为武川镇，是孕育关陇贵族集团的摇篮。很快，士兵的不满演变成了激烈的武力争斗，即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六镇之乱”。北魏皇族惮于六镇士兵的威力，依附于山西大族尔朱荣。彼时，北魏宣武帝皇后胡氏毒杀了自己的儿子孝明帝，改立三岁的幼主拓跋钊。尔朱荣抓住这个机会，率军进入洛阳，将胡氏和幼主沉入黄河，又屠杀其党羽两千余人，正式把持北魏朝政，史称“河阴之变”。不过尔朱荣权倾朝野，享一时之欢，很快就死在了自己亲自拥立的孝庄帝手中。笔者读史第一次读到此处时，曾认为尔朱荣这样的做法，与汉末董卓入京颇为相像——皆是抓住政权内讧、朝纲败坏之际，实现对权力的掌控。后来笔者读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的著作，有幸与先生所见几近相同，不过宫崎先生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然而，虽然除掉了尔朱荣个人，却没有出现实权回到北魏天子之手的形势。据说孝庄帝事先研究参考了后汉末董卓在宫中被杀得先例，但董卓是没有后援的个人，而尔朱荣却是在背后拥有强大部族的族长，情况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先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派上用场的。（日本京都大学宫崎市定先生《中国史》）”宫崎先生以尔朱荣之侄尔朱兆率军进攻洛阳并最终俘杀孝庄帝，为尔朱荣报仇为例进行了佐证。诚然，从兵力的规模以及最终的成果上看，尔朱兆的复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宫崎先生的目光无疑是锐利而清晰的。但是，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宫崎先生的看法。首先需要讲清楚的是，笔者所读的宫崎市定《中国史》是中译本，因此可能存在翻译上的问题，或许宫崎先生本意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排除翻译上的问题，那么笔者认为宫崎先生的说法有些偏于极端。董卓的“后援团”也许的确不如尔朱荣强大，但不能说没有。董卓一死，其旧将李傕、郭汜等立刻用贾诩之谋，攻向长安，击退吕布，杀害王允，挟持献帝，把持了东汉朝政。从李傕、郭汜进兵的规模和取得最终的效果上看，都与尔朱兆非常相像。宫崎先生之言“历史上的先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派上用场的”诚然不假，但我们更应看到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自有其普遍规律，当皇权旁落，地方军阀和豪门大族就迎来了崛起的最佳时机，东汉末年如是，南北朝时期亦如是，因此尔朱兆进驻洛阳后发生的事情与李傕、郭汜乱政后发生的事情又是何其相似！尔朱兆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但是没有大将之风，《北史》评其曰：“兆勇于战斗，而无将领之能”，叔叔尔朱荣也评价他：“兆不过将三千骑，多则乱矣。”果不其然，昏庸无能与专权乱政交织在一起的尔朱兆激起了尔朱荣旧部高欢的不满。高欢拉拢六镇遗民，反攻尔朱兆，大破之，成为中原地区新的主人。尔朱兆兵败自缢身亡。关陇贵族集团正是在这样的乱局中产生的。
在万里秦川的关中地区，宇文泰武川镇军民趁机占据长安，成为一股新的势力。高欢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其为人：
性深密，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制驭军旅，法令严肃。听断明察，不可欺犯。
所以高欢的雄才大略能够为他带来极高的声望，但同时又令他亲自拥立的孝武帝非常恐慌。不久之后，孝武帝借机脱逃，投奔宇文泰。高欢只得另立孝静帝。北魏政权由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宇文泰所掌控的部下，正是关陇贵族集团。在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宇文泰成为了西魏以及接续西魏的北周的实际掌权者，与高欢掌权的东魏及后来高洋建立的北齐分庭抗礼。关陇贵族集团分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武人，他们懂得带兵，懂得行军，这样的特质使得他们在那个经常需要用武力作为谈判筹码的时代如鱼得水。杨坚建立隋朝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试图沿袭汉制，仍设三师和三公，不过这些位置只能说是“位高”，却不能说是“权重”，它们是不折不扣的虚职，空有名誉头衔而已，真正掌握权力的是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内史省，实际上在隋朝的中央官制中除了这三省之外还有其他的省，如秘书省等，但真正掌握行政实权的，还是要首推尚书、中书、内史三省，三省之中，又以尚书省为大，尚书省下设六部，分别是吏部、礼部、工部、都官（唐朝改为刑部）、兵部、度支（隋文帝开皇三年改称民部，唐初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而改为户部），每部均设有长官，称某部尚书，前面提到的兵部尚书柳述，就是兵部的长官。隋朝的官制改革虽承袭旧制，改周代六官之名，但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完善，增加僚属，明确分工，提高行政效率，《隋书·百官志》记载：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寺，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府，分司统职焉。
除此之外，隋文帝对地方上的建制也进行了调整。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央对地方如何管理，地方官员对百姓如何管理，地方官员如何对中央负责，几乎成为了令代代帝王非常头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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