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本意是说遇事不要太过计较，学会不争，学会退让。在这里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一下。“三不斗”的第一“不斗”即是不与君子斗名。为什么不能与君子斗名呢？原因就在于君子是最看重名分、名节的，在君子们看来，身可毁，命可丢，唯名誉不能坏。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重视名节的苏威会不会也是君子呢？君子的定义很复杂，所包含的意义也很广，按照曾国藩的理解，我们可以简单地为君子披上两层外衣，一层是功绩卓著；一层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所作所为能够符合这两个标准，应当可以被称为君子了。如果按照这样的评判标准，笔者认为苏威是完全够资格入君子之列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君子”之意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苏威实际上离君子的境界尚有一定距离，笔者会在后文对此给出一些更详细的看法。
像苏威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人才，在南北朝的乱世中，虽可能一时隐退，不过最终自然是不能也不会甘于寂寞的，苏威在等，等一个能够真正发现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时间不长，苏威等的人到了——高熲。
当时隋文帝杨坚还仕于北周，高熲经常向他推荐苏威。杨坚也听说过苏威在北周的名望，于是进行了一番会面，结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按照我们一般人思考的逻辑，杨坚爬上辅政大臣之位，应该广泛拉拢各地人才为自己所用，而苏威自然也应该在其列。但苏威不这样想，他听说北周禅让，大隋方兴，竟然抛下官位一溜烟回了老家。苏威的灵活再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毕竟彼时异论颇多，处在一个敏感时期的苏威不敢轻慢，选择了稳妥为上，暂时隐退。等到隋朝正式建立，根基稳固下来之后，杨坚又去请苏威出山相助：
征拜太子少保。追赠其父为邳国公，邑三千户，以威袭焉。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威上表陈让，诏曰：“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
我们总结一下，苏威刚刚仕隋的时候，杨坚给了他一个爵位、一个近似爵位的职位和两个正式职位，首先是太子少保，太子少保属于东宫僚属，本来也算是一个职务，但到了隋唐时代太子少保已经接近于一个名誉头衔了。第二是邳国公，这个爵位是继承父亲苏绰而来的，不必多说，最后两个则是正式的职位，一为纳言，一为民气的讲，苏威跟李德林、高熲、虞庆则这些人比起来，可以算是晚辈，苏威当然能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断然推辞不受，杨坚说：“大船自然要多载，骏马自然要行远，你可是有大才干的人，不要再推辞了。”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总结成四个字——能者多劳。
后来，苏威又劝隋文帝杨坚生活节俭，清除宫中一些不必要的雕饰，文帝欣然应允。有小官得罪了隋文帝杨坚，杨坚不顾《开皇律》的规定，硬要把他处死，苏威苦苦劝谏，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这个小官，挡住隋文帝杨坚。后来文帝冷静下来之后，非常感谢苏威冒死相劝，才不至于让自己酿成大错。从这两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威在朝中非常尽职，也正因为这些表现，他很快得到了新的职务——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同时，他的原职仍然保留，这样算下来，他一共担任了五个职位。且不说苏威能否应付得了五份工作，单论其声望在朝中恐怕也只有高熲、杨素等可与之比肩，文帝对苏威如此的重视势必会引起朝中其他官员的嫉妒。当时的治书侍御史梁毗曾当着众人的面在文帝面前弹劾苏威：“苏威独领五职，却没有举贤自代之心，这种人不堪大用！”隋文帝杨坚只是笑了笑，对梁毗说：“苏威一天到晚都勤勤恳恳，他是做大事的人，在举贤任能这方面自然有所欠缺，梁爱卿不要这样逼迫他。”虽然杨坚站在苏威这边，但是苏威被这番弹劾之词弄得脸红脖子粗，于是杨坚又扭头对苏威说：“有人赏识便能出仕，无人问津便退居山野，恐怕也只有我和你能做到吧！”这是文帝对苏威德行的赞赏之词，紧接着隋文帝又看着众位朝臣，说：“如果苏威没有遇到我，恐怕他是一身本事无处施展；我如果请不到苏威，只怕我的一腔治国热情也无处寄托呀！杨素是我的重臣，辩才无双，但如果让他去借古鉴今、正风制礼、教化百姓，他哪里能与苏威相比呢？苏威如果遭逢乱世，便会像南山四皓一样，怎会轻易折节呢？”这里提到一个“南山四皓”的群体，这个群体是指四位年迈的长者，皆有经天纬地之才，秦末汉初的时候隐居于商山，后来出仕西汉。《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有关于这四位隐士的记载，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这个群体被写为“商山四皓”，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中的“商山四皓”也是指的这四位。汉高祖刘邦当年想请隐居在淮阳山中的高人应曜出山，与“商山四皓”一同辅佐自己，但应曜数次拒绝拒不出山，从此就有了“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的说法。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群体在《隋书·苏威传》中被写成“南山四皓”而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则被写成了“商山四皓”了呢？我们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史记》成书显然早于《隋书》，因此修编《隋书》的史官们不可能没读过《史记》，也不会不注意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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