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庐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沙钵略可汗这番话讲得倒是不错，杨坚很高兴，于是回书一封：
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庐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
从杨坚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坚决定进行双方的第二次会面，而会面的主题也很简单——探亲。
于是长孙晟就跟随虞庆则作为使臣再一次出使突厥。两人到后，传达了杨坚的意思，赐千金公主为杨氏，封号改为大义公主，大概有取“大义灭亲”之意。但是我们前面讲过，沙钵略可汗一开始是想和隋朝保持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所以他虽然接了诏书，但仍然不肯下拜使臣。长孙晟和虞庆则一看局面有点僵，于是决定进一步劝说沙钵略可汗。虞庆则负责军事部分，搬出以往沙钵略可汗侵占隋朝以及兵败如山倒的事，而长孙晟负责家庭部分，指责沙钵略可汗不识大体，既然妻子已尊杨坚为父，自己便应当是大隋女婿，如今却耍赖不愿行礼，传出去颜面何存？这几番话让沙钵略可汗闹了个大红脸，只好连连赔罪，乖乖行礼，接受诏书，向隋称臣，《隋书·长孙晟传》记载：
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使还称旨，授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
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没有闲着，后来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与突厥再次开战。长孙晟、史万岁两位突厥克星再度联手，大败达头可汗。与此同时，隋朝扶持启民可汗重建东突厥，逐渐对西突厥蚕食鲸吞，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在长孙晟、杨素等人的帮助下，启民可汗击败达头可汗，统一突厥，达头可汗败逃吐谷浑，启民可汗尊隋文帝杨坚为圣人可汗。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也标志着隋对突厥的全面胜利。
北部边境获得了安宁，杨坚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方，投向长江的对岸。
在那里，中华大地重获统一的诉求，已声声入耳。
开皇八年（公元589年），三月，正是开春时节，天气回暖，草青沙软，风和日丽。本是悠闲自适之日，却不知为何，长安城的气氛非常奇怪，夹杂着激动，也夹杂着忧虑，夹杂着欢喜，也夹杂着紧张。仔细望去，原来是城门口贴了一纸诏书，引得一群百姓前来围观：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这是杨坚讨伐南陈的檄文，是中华民族重获统一的先声。吊民伐罪，一场声势浩大的统一之战就此拉开帷幕。
十月，杨坚一改之前为应付突厥而对南陈做出的唯唯诺诺之态，马上任命高熲为总指挥，下分三路大军，在六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沿着长江上中下游全力向南挺进，对陈朝发动全面进攻。晋王杨广负责进攻长江下游，秦王杨俊直攻长江中游，杨素则负责突破上游。三路隋军乘着秋风，高唱战歌，滚滚而来。此时南陈方面，依然没有进入严整的备战状态。
首战发生在上游。在长江中游由于秦王杨俊虚张声势，将陈将周罗睺、荀法尚尽数从上游调开，杨素马上率部沿江而下，准备突破三峡。三峡山高路险，重峦叠嶂，这里有一险要之处，名曰狼尾滩。留守上游的陈将戚昕借此地利，对抵挡隋军强大的攻势信心满满。杨素勘察了地形后，发现自己的“五牙”巨舰虽能在宽阔的湖面、江面、海面呼风唤雨，所向披靡，但面对小小的狼尾滩，却像被缚住了手脚，施展不开。在此紧要关头，随军司马李安献计——奇袭。杨素纳其言，当晚亲自率领一支船队，轻舟独进，抢登狼尾滩，岸上两支军队人衔枚、马缚口，趁夜色急行军，对戚昕的军营发动突然袭击，一时喊声大噪，火光通明。隋军一夜之间俘获陈军无数，成功突破狼尾滩。狼尾滩一经陷落，隋军便如脱缰野马、出水蛟龙，鼓起大帆，开阔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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