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这是支道林（支遁）、褚季野、孙安国三人之间的对话，支道林所言“显处视月”，月亮晚上才会出现，即便站在空旷的原野上，虽能看到广袤的天空，但也只是漆黑一片，月光显然也不如日光明亮。这就是说北人做学问，研究的范围虽广，但毕竟不够深刻。而南人“牖中窥日”——虽然看到的少，但看到的永远都是最明亮最耀眼的部分，这就是说南人研究范围虽不广，但治学有深度。仅从这点上看，支道林的判断还是有其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但如果单单只判断其言论，那么他这个人独有的人格魅力自然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我们需要探寻一下支道林的言论有什么可贵之处。余嘉锡先生对此有一段注：
实则支道林之言，特为清谈名理而发。延寿亦不过谓南人文学胜于北人耳。夫朴学浮文，本难一致。春华秋实，乌可并言？北人著述存于今者，如水经注、齐民要术之类，渊综广博，自有千古，非南人所敢望也。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
总的来看，余先生是在极力为北学“平反伸冤鸣不平”，并最终得出“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这样一个十分中正的结论，我们承认，余先生看到了支道林言论的一部分价值，北学的确有其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余先生此言有一个根据，在《北史·儒林传》中有记载：“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大概余先生的结论是由此得来的，但是余先生或许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下面紧跟着一句话：“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这句话是说南北学的关系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南北学分开来谈。
面对气势汹汹的江南叛军，杨坚再次派杨素和杨广南下，一方面用武力进行镇压；一方面也用文化进行感召。
武力方面，重点介绍一个人——来护儿。来护儿字崇善，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早在平陈时就曾立过战功，此次平叛，来护儿在杨素账下效力，依然是平叛的主力将领之一。高智慧在诸多叛军中实力较强，自号东扬州刺史，《隋书·杨素传》记载他的兵力时形容道：“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甚劲。”在《隋书·来护儿传》中描写得更为夸张，形容高智慧的军营沿江排开，横亘百余里，艨艟大船几乎覆盖了整个江面。来护儿察看了一下地势，认为必须以速度制胜。杨素旋即命其为先锋，用轻便小舟迅速渡江，等到高智慧反应过来，来护儿已经登上了对岸。士兵皆执轻武器，登陆后又直扑高智慧的连营。叛军一时大乱，顾此失彼，不知道有多少隋军杀来，实际山来护儿带的人并不多，但这一股兵贵神速的气势让隋军斗志大增。这一场鏖战从早上一直打到午后，高智慧抵挡不住，一退再退，最后没有退路想要逃到海上。来护儿穷追猛打，一路追到泉州，最终高智慧败走闽、越，而来护儿一战成名，进位大将军。来护儿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人，只会打仗的人顶多算武人，能识人用人才叫将军。来护儿有识人之明，他后来提拔过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秦琼。
文化方面，杨广充分考察南方社会的特点，发现南方佛教已经破败不堪。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早就不复存在，所以杨广在南方大开佛寺，结交高僧，向其拜师，努力学习佛教文化，这实际上换来了南方人打心底里的认同。同时，杨广也十分重视南方的知识分子，广泛结交，树立了大隋王朝海纳百川的形象。杨广的行动让南方人觉得他们的文化不会因为一个来自北方的政权统一了中国而遭到破坏，相反，南方的文化与北方的文化本应就是平起平坐、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关系。文化信仰建立起来，社会自然慢慢稳定下来。如果杨广采用强硬手段进行镇压，只会助长叛军的气势，面对文化方面的分歧，法家那一套以术治国的理念显然是行不通的。文化的问题，要用文化来解决，杨广在南方的一系列行动，获得了非常棒的效果。中央民族大学蒙曼老师对隋朝平定江南之乱的方法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笔者引于此——胡萝卜加大棒。
两年后，叛乱被平定，南方社会重获安定。中国大地至此宣告统一。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统一。从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始，甚至可以讲从汉末党锢之祸始，中国大地一直经历着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伤痛，直到今天，杨坚为她缝合了伤口。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春天，杨坚来到骊山，慰劳凯旋归来的南征军。我不知道当他凝视着面前的滚滚铁流，或是遥望着远处的黄土高原时，内心将是怎样的平静如水或波涛汹涌。兴奋、紧张、感动……抑或是高瞻远瞩预知到了未来隋二世而亡的命运？恐怕是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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