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更接孙思鹁由天津来两书，有所讨论，并录于俾参阅焉：
书一：承视姜君书，弟之所知己尽前楮，惟愿言之怀，犹有绪馀，足以渎听者。昔韩昌黎有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人人之思维，离主观几无客观，故见仁见智，未易强同。姜君固兼宗并研廖氏、海宁王氏之学者也，馀杭先生之说适与两氏相反，姜君立言自不能无所依违。他不具论，至谓近世治学之歆向在于求真，先生治学之歆向在于求用，异乎吾所闻矣。先生与王鹤鸣书（见文录二）曰：“足下云，儒术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陆不如颜李。仆以九流著于周秦，凡为学者，非独八儒而已。经师授受，又与儒家异术。商瞿高行铎椒之流，尝事王侯，名不颃裣灾如孟荀鲁连也。《春秋》断狱，《禹贡》治河，三百篇当谏书，无过以典训缘师，不即曲学干禄者为之。汉之循吏吴公张释之朱邑黄霸，少驽如韩延寿，皆以刀笔长民，百姓戴德。仲舒乃为张汤增益苛碎，尝仕江都，民无能称，侔于千驷，此则经术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两，曰儒以道得民。郑君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今颜李所治六艺云何？射御犹昔，礼乐即已疏陋。其言书数，非六书九章也。点画乘除以为尽矣，贩夫贩妇以是钩校计簿，何艺之可说。仆谓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究其一端，足以尽形寿，兼则倍是。泛博以为用，此谓九能之事，不可言学。近且翁同、潘祖荫之徒，学不覃思，徒捃摭《公羊》以为奇觚，金石刻画，厚自光宠，然尚不足言致用。康有为善附会，媚以拨乱之说，又外窃颜李为名高，海内始彬彬向风，其实自欺。诚欲致用，不如椽史识形名者多矣。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尚，虽无用不足卑。古之学者学为君也，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为君者南面之术，观世文质而已。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韩非说炳烛尚贤，治则治矣，非其书意。仆谓学者宜以自省。”是先生之学固以求是自揭矣。未闻先生晚年定论有违前说也。
书二：鄙作《馀杭先生伤词》有“勤求经训，务期有用”之语，与先生自述学贵求是不贵致用之说若有殊，其中尚待释疑。盖夫子自道之言与因材施教之说异。学以求是为第一义谛，而致用已落第二义谛矣。《伤词》追述遗训，与其复弟函中语相类。其言曰：“若言精求经训，非自《说文》《尔雅》人手不可。足下疲于吏事，恐不能专意为此，但明练经文，略记注义，亦自有用。”足表学人之治学与俗吏之向学迥不可同日语。然求是与致用云者，特各有所重轻而已，实则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者矣。先生之言学，侧重求是，而亦不废致用。综观先生致王鹤鸣及至诚书，其意之重轻所在，读者可自得之也。
太炎弟子论师说四
复接姜君由巴黎来书讨论如下：
孙君第二次辩论，已见《周报》三期。近以一小小译事，书案纷沓，日不暇给，而孙君申辩已非旧时论点，故不欲再有所论列。顺间再翻《周报》，似觉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再拉杂为阁下陈之。
前书“求真”“求用于救民”之言，本为举世之纷纷者发，得孙君一揭，此义益彰，不胜欣快；然果无申释，则不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即孙君亦未必能相谅矣。
凡有所成就之学者，必有其道之“全”，然发言盈庭，不能无因时因地而有所摇演谢短，故吾人之论是者，当先得其“全”，得其全，则是非正反真寓之语，厄言曼衍之辞，皆各有其归向，亦各有其相得之谛。自休宁戴君以来，其言足以抗代而确有其“全”者，馀杭先生其人也。弟所见馀杭先生之“全”，即第一二两书末段所申之辞，而第一二两书又皆为此“全”而分解条析者也，即无一语不为此“全”辩。孙君于弟前书条辩分析之言，既已无说，而独标举此义，于弟立论之基，似尚有未晰，而引用证据，似又是先生为某一部分说法之言（辩见后），有所摇演谢短者，孙君岂仅见其分而未见其全欤？
且即以孙君标举之义而论。（弟言“求用于救民”，孙君裁为“求用”似已非本义，今且不细论）所谓“求用”与“求真”，其实并非对立之两事。弟言求用于救民，然未尝言先生“不求真”，惟先生求真之态度，与今世学人异。今之学者为真以求真，而先生则为用以求真。苟以俗设喻，则先生有一付救民之心，而以此必笼照一切学术，世人则只有向往之学术，而不顾其他。此为推心之论。再以学设喻，举大者言，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之说为解。先生盖以求为外王之思而修内圣之道者也。更以儒言为喻，则益觉明白，即大学格致修齐之义，今人求学，为格物而格物，致知而致知，前书所谓依他起信者也。先生则意在为修齐而格致，不关修齐以上者不必格致，既格既致，即是求真，故不反对求真，亦且拥护求真，弟亦不言先生不求真。其实举中国数千年来儒者一贯之精神而言（甚至于老庄），便无不是以求用为歆向，凡稍涉哲学之门者，皆能道之。孙君所闻与弟有异，故以此两事为对立，仅为先生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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