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光绪四年三月胡光墉请予恩施片，谓：“浙江在籍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上年闻陕省亢旱成灾，饥民待赈孔亟，拟捐银二万两白米一万五千石装运赴汉口飞挽入秦。臣因道远运艰，饬改捐银两。兹据禀称改捐银三万两，共捐实银五万两解陕备赈。即前截留备购东洋米之洋款三十万两，亦已改银轻赍到甘。并据该道呈开，捐输江苏沭阳县赈务制钱三万串，捐输山东赈银二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又劝捐新棉衣三万件，捐山西赈银一万五千两，并捐河南赈银一万五千两，只因目击时艰，念灾民饥饿流离之苦，竭力捐助，不敢仰邀奖叙等情前来。臣维胡光墉自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历十余载，转运输将，毫无遗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格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上年用以攻达板城，测准连轰，安夷震惧无措，贼畏之如神。官军亦羡为利器，争欲得之。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亦何敢稍从掩抑，致负捐助之忱。兹就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由此三奏所云，左对胡之知赏倚重与胡之功状可睹矣。
其见于左氏书牍者，如王申（同治十一年）《答杨石泉》谓：“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浙人始訾之，近亦无甚议论。”又见于家书者，如乙丑（同治四年）三月与孝威（其长子）谓：“胡雪岩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外间因请托未遂，又有冒领难民子女者被其峻拒，故不免蜚语之加。我上年已有所闻，细加访察，尚无其事。至其广置妾媵，乃从前杭州未复时事。古人云：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淫。谓其自取之道则可耳。现在伊尚未来闽，我亦未再催。尔于此事，既有所闻，自当禀知，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议论。”可与同治五年奏片所陈招忌一节合看。左氏排物议而器使之，倚以集事，可谓能度外用人者已。至胡以好色贻讥，其后来商业上之一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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